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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Xiang 安詳 (Chinese Buddhist Institute Putuoshan College 普陀山佛學院)： 宋代天台教院的講授典籍與教學方式
伴隨宋代社會中書院教學模式的形成與發展，在佛教中固有「教觀雙運」之名的天台宗也繼承與發揚著台宗教團的學修模式，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教院組織，與社會中的書院文化齊頭並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佛教宗派教學體系和教職人員隊伍。宋代天台教院的教職人員大都延續了佛教叢林制度中的人事運作模式，設立東西二序，其中住持、首座、維那的職能因為宗風、學風、課程設置等方面的差異而與禪宗叢林體現出極大的不同。本文擬就宋代教院中維那一職的進行考辨，宋代教院中的維那一職肩負教習天台宗入門典籍的文字點讀，以及監督、帶領教院生活中宗教實踐的執行，不同於中國古代佛教僧官體系中的維那和都維那，更是有異於禪宗叢林中的維那一職。宋代天台教院中維那的職能屬性是對天台教團學風的繼承還是創新？宋代天台教院整體運作中維那的職能屬性確立於何時，是值得考察與辨析的問題。通過對宋代教院中維那職能的考辨可以以小窺大，對宋代天台教院的教學模式、課程設置、人員關係等有所釐清。
- BAI Bing 白冰 (Northwest University 西北大學)： 近代世界教育視角下太虛武昌佛學院僧伽教育探究
太虛認為僧伽教育的宗旨是“造成住持佛教的僧寶”。先培養學僧，再到職僧，最後實現由職僧到德僧的轉變。對於學僧的培養涉及佛學常識、歷史、研究佛學的基礎知識、哲學等，尤其注重外語的學習。這些課程即使現在看來，設置也是非常合理的。在法務館、圖書館的設立上，太虛認為須將世界各地的佛教，所有種種制度，寺院、佛像、經書等等，都能搜集整治到精確完美，以為人類研究佛教的共遵共信基礎。實際上，僧伽教育的落腳點是培養德僧，造就能修學及能宣揚佛法的現代住持僧寶。能弘法利生，改造社會，方可成為最完全的僧格。
- CHANG Meiya 張梅雅 (University of Taiwan 台灣大學) : 從傳統禪宗寺院教育到高等學院教育的思想轉型: 以台灣法鼓山為例
自魏晉以來，來自域外的佛教思想逐漸轉化為中國社會文化的重要底蘊之一，此一現象與佛教在中國廣建寺院，逐步整理與確立各種佛教僧尼、信徒的生活制度，如經藏內涵、僧尼戒律與社會互動準則等方面有關。傳統的中國佛寺重視師長教誨，僧尼不僅隨侍各自寺院僧尼大德聆聽教導，也重視訪遊各大名山、寺院，在朝禮名山的同時也可以訪師求道；因此，傳統中國寺院之中，尤其是在禪宗寺院，形成一套重視禮敬師長、培育僧才的教育思想。寺院生活在於能夠分別宗教與世俗，寺院教育的目的在於追求生命的解脫之道，而非知識的累積。然而，在創辦人聖嚴法師（Sheng-Yan, 1931-2009）帶領下的台灣法鼓山僧團在其「以大學院教育為佛教、為社會，培育宗教、人文、社會等各層次人才」的教育思想敦促下，從1985年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一直到2014年成立隸屬於台灣高等教育一環的「法鼓文理學院」，成為一培育專業智能、回應現代教育需求的高等學院教育，其中聖嚴法師的教育思想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本文試從聖嚴法師的教育理念與實踐內容著手，與明清以來中國傳統禪宗叢林教育理念對照，從中梳理由傳統寺院教育轉化為現代、西化、高等學院教育的思想轉型契機與特徵。
- CHEN Jinhua 陳金華 (UBC): 寺學與私學: 中古中國以佛寺為中心的知識孵育與傳播網絡
寺學指依託於寺院之學，相對於俗世間之學。俗世間之學大致有官學與私學兩分。官學乃官府所支持之學，旨在培養服務於官府之人才。而私學乃是根植民間之學，可造就官方人才，然更多的是培育關乎世俗生活的種種技藝於技巧。顧名思義，寺學與私學乃是指寺院之學與私學之關係。
寺學的公開性與包容性：除內明（佛教知識）外，寺學還包括語言文字學、邏輯學、醫學與藥學、各種工巧制作技藝等各種世間學問。而處處寺院，也就自然成為各種知識之儲備場所與各類神聖與世俗知識交融與傳遞之絕佳地點。
寺學的流動性：寺學不拘一格，強調遊學的重要性。
寺學的國際性：伴隨佛教在亞洲的傳播，亞洲各地的神聖與世俗知識也得以在亞洲各地傳播。像唐代的一些大寺，如西明寺、青龍寺、大興善寺等，便是這種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與知識的中繼站。
- CUI Hongfen 崔紅芬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河北師範大學): 圆瑛大师的佛教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
圆瑛大师是我国近现代著名高僧、佛教教育家和佛教界领袖，曾蝉联七届中国佛教会会长和新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圆瑛法师一生爱国爱教，兴办教育，昌明佛法，兴隆三宝，兼修各宗，融汇大乘小乘，尤善楞严，以“利生为事业，宏法是家务”。圆瑛大师倡导的佛教教育包括僧人接受教育和僧人实施兴办教育两个方面。他一生积极创办佛学院和普通世俗学校教育，以佛教理论思想为本怀，以慈悲济世未目的，将僧伽本身教育与僧人创办世俗学校的社会慈善教育相结合，既培养僧才，续佛慧命，自度度他，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提高僧人文化知识和佛教修养；又培养僧人关注现实社会，关注人生，以佛教的力量兴办世俗学校，为社会培养有一技之长的有用人才，最终实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使佛法永驻人间。本文从民国僧伽教育出现的背景、圆瑛大师创办的僧教育实践和圆瑛大师的僧教育主旨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和分析。
- DING Jiashuo 丁嘉碩 (State University of Arizona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 “《內經》”或“《本草》”：道宣對中古醫藥的態度及其意圖
不論是否有道教信仰，中國中古的醫家,都可以被分為兩個不同的陣營：「《本草》派」和「《內經》派」。從內部人士 (中古醫家) 的角度來看, 這兩個陣營可能並不矛盾，雖然彼此各自有各自的傳承系統。之前部分學術論文曾經研究佛教徒和道教徒如何利用醫學知識, 而不考慮「中世紀醫家」是如何定義「醫學」本身的。而本文將首先把孫思邈等人定義成為是「醫生」，且淡化他的道教信仰，進而來觀察中古的醫家如何來構建這個「醫學」傳統。這個獨立的，不受佛、道教影響的醫學傳統，又如何被佛、道二教所理解，運用。這是本文的出發點：用一個有效的醫學基礎來研究佛教和道教。
本文致力於發現一個現象：在一些中古佛教僧侶的觀點中, 比如道宣, 《本草》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傳統, 而《內經》是不可取的, 因為它不符合佛教的世界觀: 業力。這樣一來，兩派觀點就清晰地在道宣的敘述中更進一步被割裂開來。道宣此一行為的用意，即是要使得「僧侶在禪定過程中進食」一事，有具體的行為準則和合法依據。道宣將原本踐行困難的「山林修行」（禪定）嵌入他對「服藥」一事的褒貶中，從而使得「禪定」能夠得以推廣流傳。這一行為雖然沒有特定的「被教育對象」，但是我們還是能感受到道宣力圖說服更多僧人拋棄對「服藥」的偏見，從而讓佛教徒們更廣泛地參與禪定修行。
- DUAN Yuming 段玉明 (University of Sichuan 四川大學): 「教」與「教」異：中國當代佛教教育之反思
佛陀创教以“三宝”俱全为其标志，僧宝是其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民国以来，伴随居士、学者传教的盛行，此一根本性因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二宝”佛教本不如法，僧宝需要加强自身的建设，以承担起佛陀当初赋予他们的宗教责任，由是将僧才培养提上了当代佛教的议事日程。面对近代以来的历史巨变，以寺院为基地的传统僧才教育体系已经明显不适应于新的僧才培养要求。佛教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宗教，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要求新的僧才培养以僧教育为本、俗教育为枝，两面开展，兼收并蓄，庶可使佛教更真地、更深地契入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由是催生了学院式的佛教教育，并在培养僧才方面成绩卓著。但佛教不仅仅是知识和文化，更是信仰，更是宗教。其超越性不能通过简单的“教”（知识性获取）的方式达至，而需另外的方式予以补充。师徒式的一对一教育、没有明显的课堂区分、自由地行脚参访与活泼多样的教学方法是传统丛林教育的几大优长，在精英僧才的培养方面，在佛教逃脱轮回、成佛作祖的目标追求方面，仍然可以在新型僧才的培养中发挥独特作用。否则，佛教即有可能成为一种知识教化，最终萎缩乃至消解了它的宗教属性。
- HE Fangyao 何方耀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華南師範大學)：晋唐寺院的外语学习和中外文化交流
佛教傳入並植根中國是從經典傳譯開始的，而經典傳譯就需要既精通佛教哲理又精通中、印兩種語言文字的人材，否則面對深奧晦澀的佛教義理翻譯起來就困難重重。佛典的傳譯最早是由來華弘法的外來僧人發起的，他們精通印度或西域語言，但對以象形表意為主的中文一時是難以掌握的，所以必須與中國僧人合作才能完成傳譯之業，為了佛典翻譯事業的順利進行，勢必需要培養精通印度語言文字的中國僧人，這樣以寺院為中心的佛典傳譯活動就開啓了中國歷史上首輪的外語學習活動，並由此引發了從晉初至唐末持續超過五百年西行求法運動，開啓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中外文化交流熱潮。因而，晉唐時期不斷發展壯大的中國佛教寺院則扮成為了佛典傳譯、外語人材培養、中外文化交流的教育中心，為中國的教育事業，特別是外語教育事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為中華民族留下了關於域外文化典籍翻譯、域外語言學習、外語教材編撰、中外文化交流等豐厚的文化遺產。本文以內外典籍、歷史文獻為主要資料，以廣州和長安為中心，勾勒考察晉時期中國佛教寺廟梵語教學的師資構成、學生情況、教學材料、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學成果及其作用影響，以期對古代佛教寺廟的教育功能，特別外語教學功能有較為全面的認識。
- Rey HER 何日生 (Visiting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從宗教教育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探討佛教僧伽教育的雙重目標
當代僧迦教育是應採取師徒制，以傳統的宗教情懷文主，以德化、人格化為目標。抑或是以專業化、學術化為重心，培育當大佛教的僧才？
歷史悠久的天主教神父之培育，以神學素養及世俗專業並重。因為作為一位神職人員，他所需關注的不只是信徒的信仰，他們更必須統教會會所屬的世俗化機構，如醫院、慈善、教育，乃至教堂的運行等。
當代佛教的發展，有一部分的趨勢是以人間化為主體，主張佛法邁向人間，融入生活。世俗的機構如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等管理，在在都需要僧才投入，或具備一定的視野能選擇適當的專業人員進行管理。世俗專業的涵養之需求無疑地會越趨重要。宗教性及專業性這兩種面向的素養能否得兼？是佛法引入世間，或者世間俗化佛法？一直是各種佛教僧才培育所考慮、關注的議題。
本文主張宗教性與專業性的雙重養成在當代佛教的發展是必須的、無可迴避的。在以品格養成為主的師徒制，以及強調自主與專業的學術涵養的雙重目標下，當代僧才教育仍應以宗教性為主，專業性為輔。以人格養成為主，以學術能力為次。因此，建構當代佛教僧才教育的體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不落入當代大學體制的種種學術規範，如強調客觀性、批判性等。而是應以宗教的弘揚與信仰的強化為僧才教育的重點。
畢竟，一切入世間的機構之目的，仍是強化信徒的人格與情懷，其專業的內涵，仍是帶著宗教性的成分與理想。
- HUANG Min 黃敏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從漢譯《阿含經》看佛陀的女性教育觀
女眾教育是原始佛教時期佛陀教育思想中的重要內容。而關於女眾教育的內容又與佛陀的侍者阿難有著密切關聯。本文通過分析漢譯四部《阿含經》中的阿難形象，說明佛陀是如何通過阿難傳遞其女性教育觀念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考察，第一，對女性出家問題的看法。通過阿難與佛陀的對話，可知佛陀對女性出家的形式和手段有清晰劃分，確定出家修行和在家修行的不同，為比丘尼和優婆夷的各自修道方式指明道路，也可見女性在特殊歷史條件下修道方式的應機性。第二，對女性修道特徵及修道內容的歸納。從阿難自身經歷及部分女眾與佛陀的對話中看，佛陀針對女性自身特點採取了方便說法原則，對兩性修行中的行為規範分別作出嚴格限定，體現出循序漸進的教育原則。第三，從佛陀入滅前與阿難及諸女眾的對話看，佛陀說法體現出引而不發，循循善誘的原則。說明佛陀說法意在使眾生自明自覺，不假外力，為培養和樹立女性的自主獨立意識樹立典範。總的說，阿難在《阿含經》中扮演者推動佛教女眾教育的角色。通過阿難的形象不難發現，佛陀的女性教育觀有著契理契機、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循循善誘的特點，這對現代社會的兩性平等、個體獨立自主意識的形成有著重要啓示意義。
- JING Yin 淨因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學): 人工智能時代佛教教育的機遇與挑戰
每一次人類文明的巨大進步，無不是在技術革新的引領下實現的；每一次傳播技術的革新，都為佛法的傳播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以智慧著稱的佛教界大德，總能及時運用傳播技術革新的成果，緊跟人類文明的進程，確保佛教教育與時俱進，內容深入人心。而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時代稍然到來，AI技術正在悄然改變著傳統行業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受到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並被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如何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已成為各行各業都必須面對的問題，佛教教育也不例外。本文以香港寶蓮禪寺開發的佛教線上教學平臺為例，試圖說明人工智能時代佛教教育必備的四大要素: (1) 資源共享的辦學理念，(2) 線上教學平臺搭建，(3) 個性化學習方案設計， (4) 精准化教學方案實施。這四大要素將會促進佛教傳統教學模式的改變，為佛教教育帶來新的機遇。我們理應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在教育領域的廣泛應用，制作高質量的線上教育精品課程，這不僅可解決目前中國各佛教院校師資短缺問題，更為傳統的學校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動教學、學習與管理模式的變革，使佛教教育在賦予時代氣息中獲得新生。
- KUAN Guang 寬廣 (University of London 倫敦大學)：古代佛教譯場對大乘佛教中國化的影響
As a foreign religion, Buddhism encountered numerous challenges in the course of its transmission from South Asia to East Asia through Central Asia and specially in the prolonged process of being integrated into Chinese culture. A major sort of challenges derived from translation of a plethor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of different provenances from a number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languages (Sanskrit and Pali no more than two fundamental ones) into Chinese. “With translation, transmission is possible; without translation, oblivion reigns” (有譯乃傳，無譯則隱). Sengyou’s 僧祐 (445-518) remark resonates many eminent monks’ concerns on the key importance of scriptural transl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ducational elements embedded in and displayed by various Buddhist translation projects, typically grounded on the so-called “Translation Workshops” (yichang 譯場). Insights to be yielded from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aspects of Buddhist translation projects will prove enlightening for any effort to introduce Chinese Buddhism to Western societies, which will naturally invoke the same kind of hindrances and challenges that Buddhist translators had faced many centuries earlier. Starting with a brief survey of a long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translation workshops in medieval China, this article will study the structures of several famed translation workshops, with a focus on the strategies of recruiting and training interpreters for these translation workshops.
- LAI Rongdao 融道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美國南加州大學): Education as Lineage: Rethinking Kinship and Affiliation in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Due to the lack of a centralized authority, Chinese Buddhism has historically been held together by various networks of affiliation. These networks of religious kinship were defined by tonsure, Dharma transmission, and ordination lineages. Focusing on the writings of student-monks during the first few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view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style Buddhist academies (foxueyuan 佛學院) as another kinship network. It consisted of vertical teacher-student ties as well as a horizontal student community. Student-monks drew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from this new lineage that allowed them to eventually redefine orthodoxy. However, this new mode of imagining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t identity only complicated but did not replace the complex and fluid networks of Dharma kinship and regional affiliation, which remain powerful both within China and in the diaspora until the present day.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is multifaceted flow and exchange of religious and social capital is pivotal to our (re)conceptualiza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modernity.
- LAI Yueshan 賴岳山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華南師範大學): 一個近代私立佛教教育組織的日常及困境——以漢藏教理院事類為基礎的分析
本文以現存各地的漢藏教理院檔案作為史料基礎，將其事類離析為地理、物產、土地、教育、農林、經費、財稅、院史、醫療、交通、治安等諸多類別，從而說明：正是“太虛-漢院”的性質的含混、身份的複雜，導致其20年間的諸多服從與抗爭。進一步，本文還指出，漢院的角色，本質上是清末以來50年間國家向現代社會轉型中對“佛教-宗教”不信任的結果；另一方面，“太虛-漢院”也正是在不信任、抗爭或服從的環境中，直接遭遇到現代社會的管控，只不過，以“太虛-漢院”為代表的現代僧團，也僅僅是被迫接受了生活所給予的部分現代成果，從而佔有了部分的現代特質。從日常生活來看，漢藏教理院這個近代私立的佛教教育組織，它的行動、遭受和訴求，遠遠超出了狹義的佛教教學和教育的範圍。
- LEE Jong-Cheol 李鍾徹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韓國中央研究院): The Acceptance of ‘Sunyata’ thought in East Asia- A Considerat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cultural Pedagogical Dialogu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intercultural dialogue has been one of constantly addressed topics in the academic world. As more number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frequently mingles with each other, one couldn’t help but to wonder whether it is truly possible to create a dialogue between cultures. If so, then is it possible in what sense and to what extent?
Hence, I would like to address an issue with the example of how the term ‘sunyata’ in Indian Buddhism had been accepted and adopted by the people in East Asia over time.
It took about 200 years that the term ‘sunyata’ had been accepted and adopted in Chinese language. It was initially translated as ‘wu 無’ by ancient Chinese. The word ‘Wu’ was within the boundary of pre-existing cultural frame of Chinese language. However, it couldn’t exactly deliver the core idea of ‘sunyata’.
Later when Kumarajiva had translated ‘sunyata’ to the word ‘kong 空’, ‘sunyata’ was finally said to be accepted within the cultural frame of Chinese language. It is proven by the literary works of Sengzhao 僧肇 and Wŏnhyo 元曉, two leading scholars of Buddhism in China and Korea respectively, in which, the core idea of ‘kong’ philosophy of Indian Buddhism was shared without any misapprehension under the cultural frame of Chinese language. This could be the historical example that proves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cultural pedagogical dialogue.
- LIU Cuilan 劉翠蘭 (University of Toronto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Buddhist Monaster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Legal Knowledge in Dunhuang
Ordained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in Dunhuang had been actively engaged in legal practices as plaintiffs, defendants, witnesses, medi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in the trial of various disputes. How did they receive their education of legal practices? What legal materials were available to them? And what roles did the Buddhist monasteries play in circulating those legal materials? Examining manuscripts on Buddhist canon law (Vinaya),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and records of legal disputes preserved in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the Dunhuang cave 17,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egal landscape of Dunhuang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its occupation by the Tibetans from 786 to 848.
- LIU Yifeng 劉懿鳳 (Tsing-hua University 清華大學)：略論近代中國佛教教育的實踐特色
晚清民國時期，戰亂紛至、政權更迭、社會轉型等因素擠壓了漢傳佛教寺院固有的空間格局，佛教界遂積極探索新的延續模式，其表現之一就是各類不同規制的佛學院的誕生。其主要可分為三類：一是由傳統佛寺講經轉換而來的佛學院；二由楊文會及其繼承者學習日本佛教創設的內院；三是太虛一系辦的佛學院。本文旨在說明，寺院空間不僅具有地理意義，它也是時間的質性載體，時間是人們觀念變化的線性呈現。因此，佛學院的建設理念與佛寺空間的變化之間互有影響，具體表現為：現代轉型帶來的觀念變化導致的佛學院學僧，特別是其中優秀者要求的寺院空間相較於傳統觀念約束之下的更具靈活性和自由度。文章將以史料文獻及個案分析等方式加以論述。
- MA De 馬德 (Dunhuang Academy 敦煌研究院): 敦煌本“媚女緣起”中本土元素的社會意義
敦煌草書寫本《雜緣起抄》中有一部分內容講“媚女”的種種行為及後果，其中有中國歷史上的“周幽王烽火戲諸侯”、“晉獻公寵麗妃亂邦”這些與佛教無關的故事，與其他經籍中同類故事并列，詮釋人生與社會的因果輪迴，體現出佛教的中國化與社會化意義。經查，最早用“千金一笑”的故事解釋佛教義理者為天台智顗大師，分別在其在《觀音義疏》和《摩訶止觀》中，说明“邪淫”的危害；而始将中外“媚女”联系在一起者，為唐初名僧法琳《辯正論卷第一·三教治道篇第一》，亦述“淫”之禍端；後有道世在《諸經要集》及《法苑珠林》對法琳所論有所發揮；此後多有傳承，但多为戒律方面的反面教材。在敦煌写本中作为因緣故事出現，则反映其流傳與崇尚之時代與地域特色。
- NENG Ren 能仁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Buddhist Culture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太虛大師的“佛教宗教師”思想——兼論其僧信並建的制度構想與實踐
近代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1890-1947）在其佛教革新運動晚期，重構早年僧伽制度設想和實踐，提出了“佛教宗教師”制度及其教育體系設想。他構想了學僧、職僧、德僧三級佛教宗教師體系，並以律儀院、普通教理院、高等教理院三級教育體系相配合。太虛大師的佛教宗教師及其教育體系構想，實質是佛教新僧制體系的規劃。他的這些構想，其目的與宗旨是準備把佛教僧眾推向現代、公共、專職的佛教宗教師教育和實踐體系。太虛在1930年代的佛教僧眾宗教師與教育體系構想，是在考察參照了日本佛教制度和歐美宗教學院、大學神學科的基礎上提出的，已經超出當時中國現代早期的樸素僧教育理念，在系統性規劃上臻至成熟。但是這一系統規劃的實踐推進，完全依賴於政府政策和佛教體制兩方面的制度性落實，因爲在當時並未得到有效的實踐。儘管如此，太虛大師這一超前設想，對於當代佛教制度和教育體系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 Beomseok PARK 朴範晳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 Buddhist Education in Korea: Focusing on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Reality
“Buddhist educ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uch as “education of Buddhism”, “education about Buddhism”, and “Buddhistic education.” “Education of Buddhism” means the education to help one believe and understand the Buddhist teaching for the practice of Buddhism, while “education about Buddhism” to learn the theories and history about Buddhism as an academic attention. “Buddhistic education” is not directly concerned to the practice or believing of Buddhism. It is an educational judging, adopting, and practicing a spiritual and practical life based on Buddhist teaching as an educational dimension.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Buddhist education in Korea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Jinul’s 知訥 ideas will be discuss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Buddhist education and argued the influence on Buddhist education in modern Korea.
- SHAO Jiade 邵佳德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學): 分離抑或互動：近代中國佛教與國民教育之關係芻議
傳統中國的「宗教」一詞中包含了「教育」之意，以至於儒、釋、道三教常被認為是一種教化而非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佛教亦是如此，除了教義用於教化人心外，寺僧更曾佔據了歷史上重要的教育資源，併發揮多重教育功能。但到了晚清民國後，隨著現代化和世俗化的推進，國家開始試圖分離宗教和教育，使之成為獨立的兩個領域。寺僧在這一進程中受到衝擊，引發了一系列近代佛教的所謂法難、轉型或復興，但也促進了包括佛學院、寺院出資辦理的國民學校以及居士組織的研究團體等形式的佛教教育的興起。
就目前近代佛教與教育的關係研究而言，至少有幾點不足：第一，過於強調教育界對佛教界的單向壓制或形塑，或認為宗教與教育分離之策得到徹底的施行，而忽視了兩個領域間存在的複雜互動；第二，在佛教教育中片面關注僧伽教育，忽視了佛學知識在民眾及國民教育中的傳播狀況；第三，由於未關注教育界與佛教界的互動及其影響，對近代乃至當代佛教知識傳承方式轉型的認識不足。本文將利用檔案、公文、佛教報刊等多元史料挖掘佛教對近代教育特別是國民教育的影響，認為佛學院意圖融入國民教育體系、僧人在中小學里傳播佛學常識、居士或親近佛教者在大學授課講演，都是佛教界重新恢復其教育功能、與教育重新結合的嘗試，藉此希望重構近代教育和佛教間的雙向互動關係。
- SHENG Kai 聖凱 (Tsing-hua University 清華大學): 民国佛教教育“遗产”的继承与消失——赵朴初和当代中国佛教教育的重建与困境
当代大陆佛教教育的恢复与重建，有赖于赵朴初居士等人的大力推动与领导。从观念史的角度看，当代大陆佛教教育毫无保留地复制与继承了民国佛教教育的观念，包括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前者可谓是后者的“遗产”。时代、政治、社会等因缘的转型与变革，佛教教育遭遇到现代化、神圣性、国际化等三大挑战。佛教教育陷入是否保留三级佛教教育体制、文化课与佛学课比例、宗派式、原曲式或学科式的课程体系等争论；面临着佛学院到底是学院还是寺院的定位困境：佛教即教育与佛教办教育、教育与弘法、学僧生活的神圣性与世俗性、四年与终生修行等观念的混淆；面临着佛教人才国际化的困境：留学僧无法承担作为佛教国际交流的“特使”，而重新回到私人化的潮流。这些困境的产生是佛教与时代的共业，是当代佛教教育的“瓶颈”。赵朴初等人完成了重建当代佛教教育的任务，同时也意味着民国佛教的“遗产”的消失；但是，赵朴初等在政教关系领域给佛教教育留下一笔“遗产”，开启了未来的探索道路。
- SUN Yinggang 孫英剛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學): 兩個長安：唐代寺院的宗教信仰與日常飲食
任何的政治、社會、文化現象，都有其深刻的信仰、知識，和思想背景。隋唐長安城區別於其他時代城市最為重要的特點，是其帶有強烈的佛教都市特徵，林立的寺院在城市生活中扮演著前所未有的角色。佛教所宣揚的六道輪回、因果報應的思想，是長安居民心中重要的行事依據。他們的心靈不但生活在現實的長安，也生活在想象里的長安。兩個部分拼接的長安，才最接近真實的長安。將信仰和戒律的因素納入到對中古社會史的研究中，從佛教戒律、寺院生活、宗教想象、靈驗感通故事等信仰背景出發，探討城市生活，進而在隋唐長安城的神聖和世俗空間中，勾勒出當時的社會、思想場景，或許是一個可行的研究路徑。
- Eric TOJIMBARA (UCLA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From the Monastery to the Book Store: The Commercial Publication of Buddhist Books in Early Modern Japan
While printing technologies and techniques had been sporadically deployed prior to the Edo period (1603–1868), it was not until this time that a commercial market for books and what we now understand as “print culture” truly emerged. One of the major impacts of this development was the wide-scal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at had previously only circulated in narrow, closed networks of secret transmission. Such circulation of ideas occurred in the fields of poetic exegesis, military histories, and other “secular” arenas, but it also impacted Buddhist knowledge production as well.
So far, in the field of Buddhist studies, work concerning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t ideas in this context has focused especially on Edo period monastic publication activities, particularly the publication of new edition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and to a lesser degree, biographies of the founders of various Japanese sectarian lineages. What is less understood however, are the ways in which Buddhist books came to be published through commercial channels. In this paper I analyze sources such as commercial bookseller’s catalogues, travel and shopping guides, and specialized catalogues catering toward demand for Buddhist books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place of Buddhism in the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the early modern Japanese book market. I also examine paratextual materials furnished by publishers, such as prefaces to their products, that reveal the role that they played in not only providing a route for spreading Buddhist ideas, but also in contributing to how those very ideas would be received by a new commercial and lay readership.
- Stefania TRAVAGNIN 史芬妮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 Sangha Education in Sichuan: Case Studies and Key Features from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Chinese Buddhism experienced a new renaissance from the late Qing and throughout the Republican period. Doctrin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also affected the domain of Buddhist education, and produced clear paradigm shifts and new narrativ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focus on ‘Sangha education’ (the so-called duinei de sengzhong jiaoyu 對內的僧眾教育), and to present the Sichuan local narrative of thi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unpack the ‘Sangha education networks’ that formed within Sichuan from the late Qing and throughout the Republican period; main figures, sites, curricula, concepts, and paradigms will be introduced. This paper will also highlight those education networks that linked Sichuan to other areas in China in those decades, so to locate Sichuan in the wider Chinese map.
- WU Jiang 吳疆 (University of Arizona 亞利桑那大學)：佛教與美國大學的人文教育改革
人文理念和對人文課程的重視是美國大學教育中的發源於西方文化傳統的特色之一。但是，從七十年代起，隨著科學技術等實用型學科的興起，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受到挑戰，人文教育課程被縮減，人文方面的博士畢業生就業前景黯淡。但是，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和信息產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美國高科技人士認識到人文理念的培養對新技術應用和發展的重要性，并呼籲加強對人文科學的教學和改革。在這一背景下，本文認為與佛教有關的人文課程在目前美國大學的人文教育改革中大有可為。在向多學科交叉領域的延伸的同時，與佛教有關的教學和研究可以在傳統人文學的基礎上，在數字人文，正念教學，醫療衛生，商業實踐等方面做出卓越的貢獻。
- YAMAGUCHI Hiroe 山口弘江 (Komazawa university 駒澤大學): 日本における仏教教育研究：その現状と課題
「日本の教育は仏教教育が主体であった」と言われるほど、日本仏教史と日本の教育史は密接な関わりがある。ただし、仏教教育という用語が用いられはじめるのは、「仏教」「教育」という語が今日に近い意味で用い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以降のことであり、書名に掲げられた例は、管見の限り羽溪了諦（1883-1974）の『仏教教育学』（1936）が最初である。
戦後の仏教教育に関連する研究動向として特筆すべきものに、日本仏教学会が1970年に開催した「仏教と教育の諸問題」というテーマの学術大会である。実際の内容としては様々な専門分野の仏教学研究者が自身の研究テーマの中で教育に関連する問題を論じたものが多く、仏教教育を体系的に研究した成果とはいいがたい。しかし、日本の仏教学研究の中で仏教教育が一つの分野として注目されつつあ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であろう。
その後の大きな動きとして重要なのは、1992年春の日本仏教教育学会（The Nippon Buddhist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が設立である。現在、会員数は300名に満たない小規模の学会であるが、仏教学や教育学の専門家だけではく仏教教育に実践的に携わる幼児教育関係者にいたるまでの多彩な人々が関わり学術活動がなされている。
現在、日本各地には幼稚園から大学に至るまで仏教系の宗教法人が運営する学校がある。大学に関していえば、1994年に設立された建学の理念に仏教をおく日本国内の仏教系大学が加盟する「仏教系大学会議」には現在51大学が加盟する。このほかにも、日本では寺院が運営する幼稚園や保育園も数多い。このように、6世紀の仏教伝来から現代に至るまで、仏教教育は僧侶育成だけではなく日本の教育のあらゆる側面を支えてきた。
本発表では、その歴史を概観した上で、特に大学教育における仏教教育がどのように実践されているのか、その現状を紹介し、日本における仏教教育研究が抱える問題点や展望を論ずることとしたい。
- YANG Baoyu 楊寶玉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集後進以闡大猷：晚唐文士張球寺學課徒活動考索
英藏敦煌文書S.5448《敦煌録》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記述：“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陰森，中有小堡，上設廊殿，具體而微。先有沙倅張球，已邁從心，寓上（止）於此。雖非博學，亦甚苦心。蓋經亂年多，習業人少，遂集後進，以闡大猷。天不憖遺，民受其賜。”這條史料表明，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張球曾在緊靠敦煌郡城的一所佛寺中興學課徒，並取得了巨大成就。
張球是敦煌學者一般都會略有所聞的特殊人物，因爲敦煌文書和敦煌古碑銘中留存有二十來件他的署名作品，據之可知他曾在當時的敦煌地方政權——歸義軍政權——中擔任高官，官至位高權重的節度判官掌書記，他亦曾撰寫過大量作品，其作品對敦煌地區史和文化史研究均具有重要價値。不過，關於張球致仕後在佛寺中設學授徒的情況，以前學界並没有進行過專門研究，究其原因，蓋係對相關資料的瞭解程度有限所致。
筆者在進行敦煌文書中所存佛教靈驗記作品和歸義軍史研究過程中，發掘出了一些與張球有關的文書之間的内在聯繫，考出了張球與其他敦煌文人迥然有别的一大特點：張球並非敦煌本地人，而是來自於越州會稽並曾四處遊歷，飽受江南與中原文化熏陶，並且，他乃是今日所知唯一一位於唐五代宋初期間長期居留於敦煌的江南文人。由此，筆者開啓了對張球生平事跡及相關敦煌地區史、文化史、佛教史等方面課題的探究，其致仕後於佛寺中從事的教學活動的情況即是研究對象之一，目前相關研究正在進行中。
就目前筆者的研究狀況而言，已取得以下幾點進展：
其一，張球很可能是今日可確知姓名的唯一一位晚唐敦煌寺學的執教者。聚徒興學時他已久經官場歷練，通達深邃，他也是高産文士，以自己持續數十年的創作實踐繁榮了晚唐時期的敦煌文化。
其二，張球是非常虔誠的佛教信徒，不僅長期持咒抄經，更曾皈依高僧，佛學修養相當深厚，同時他還在佛寺中進行修習，並有神奇體驗。這些對其教學活動均有影響。
其三，張球從事的並非一般針對低齡學童識文斷字層面的啓蒙教育，而是立意高遠，傳道授業的意圖非常突出。爲達成“以闡大猷”的興學目的，張球或改編類書，或以自己作品教授生徒，教學内容和教學方式與衆不同。
其四，張球西來，正值敦煌百廢待興的特殊時期，安史之亂後的社會動盪和吐蕃的長期佔據使敦煌漢文化慘遭破壞，傳承後繼乏人。張球這位儒釋兼通、學養深厚的外來文士遂應時勢所需，成爲了將中原與江南文化傳入閉塞敦煌的重要使者，其於佛寺中進行的教學活動爲敦煌漢文化的重建與復興作出了卓越貢獻。
以上各點目前正在進行系統論證，相關研究也在進一步拓展，後期將以張球的教學活動爲突破口和典型例證，著重探究由虔誠的佛教信衆主導的寺學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發揮的作用，及其對文化教育演進發展的影響。
- YANG Fengqin 楊鳳芹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國人民大學): 佛教參與社會教育的方式和途徑：以民國時期佛教在監獄的宗教教誨為例
西方國家對罪犯的宗教教誨傳統由來已久，分析其獄制特色，會發現宗教教誨在罪犯矯正中佔有較大比重，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原罪”，這讓“拯救”和“救贖”成為罪犯改造的重要理念；中國歷史上的獄制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古代行刑呈現出懲罰與教化並重的雙重特色，儒家“德主刑輔”的理念，強調道德教化的力量，這為民國獄政改革積極引進西方監獄的宗教教誨，提供了歷史文化土壤、提高了民眾心理接受度；民國時期，受西方獄制影響，中國監獄裏興起了宗教教誨的高潮，北洋政府及國民政府均提倡將宗教引進監獄，用以矯正罪犯的犯罪心理，不僅給予了立法支持，更從司法、執法等各個階段推行這一政策，臺灣地區繼承併發展了這一傳統；文章的結尾，主要思考了佛教監獄教誨在大陸的應用前景。
- YANG Xiaorong 楊孝容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重慶社科院): 漢藏教理院與抗戰救亡運動
漢藏教理院堪稱民國佛教的最高學府，對當代中國佛教乃至海外佛教都影響至深，但已有的漢藏教理院研究多偏於漢藏文化交流領域，已有的民國佛教研究也較少關注其在抗戰救亡方面的貢獻。其實，漢藏教理院在18年辦學歷程中，13年處於外敵入侵、救亡圖存的抗戰時期，漢院取得的所有成就都與這一時代背景分不開，不僅是漢藏交流也不限於培養佛教人才。在太虛大師帶領下，漢院師生本著佛教的慈悲精神，同時也是在盡身為國民一份子的職責，與所有佛教徒也與全國人民一道積極投身抗戰救亡運動，成績有目共睹。本文主要依據民國報刊及檔案文獻，嘗試從漢藏教理院角度初步考察一下民國佛教對抗戰救亡的貢獻。
- YAO Binbin 姚彬彬 (University of Wuhan 武漢大學): 太虛大師的僧伽教育構想與其在戰後台灣的實踐
近代太虛大師之僧伽教育構想，以創辦佛教大學為宏觀規劃，具體而言可劃分為律儀院、普通教理院、高級教理院、參學處之四個階段。在教學規劃上，太虛認為應不分宗派，須先通達諸宗教理，以達融會貫通之境地。但在實踐上，這些設想限於當時的社會條件，難以全部落實，於是太虛認為以興辦僧伽補習教育為亟需。內戰以後，一大批大陸僧侶隨國民黨政府遷台，臺灣的僧伽教育在此後數十年的發展中，實踐並初步落實了太虛早年的辦學構想。但近二三十年來出現的新問題是，臺灣佛教界的宗派和門戶現象日益嚴重，此時回顧太虛大師呼籲⌈不分宗派⌋進行⌈全體研究⌋的佛教教育思想，尤有現實意義。
- ZHANG Jia 張佳 (Southeast University 東南大學): 近代居士與佛教教育
佛教教育不僅是僧團修習、護持、弘傳佛教必須肩負的重任，亦離不開在家信眾的共同參與。近代居士在佛教現代化轉型中，對佛教教育問題即表現出極大的關註與積極的探索。本文將圍繞楊文會與金陵刻經處、祇洹精舍，歐陽漸與支那內學院，王一亭與世界佛教居士林，以及範古農與上海佛學書局四個典型個案，分別探討四者的佛教教育理念與模式，進而分析近代居士的佛教教育經驗，同時裨益於當代佛教教育的發展。
- ZHANG Qin 張琴 (Jiujiang College 九江學院): 法眼宗觀機逗教的特點及其實踐
法眼宗誕生于五代，興盛于五代宋初，為禪門五宗之一。雖然同樣重視通過觀機逗教接引學人，進行佛教教育，傳播佛教教義，但是相較曹洞、雲門、臨濟、溈仰四宗，法眼宗在觀機逗教方面又有其別具特色的教育理念和禪門家風。論文擬稽考燈錄、史傳等資料，從“以禪教結合為理念”“以針鋒相投為手段”“以理事俱修為垂範”三個方面入手，對法眼宗的教育特點與實踐進行闡述，並論及這一特點對當今佛教教育的影響。
- ZHAN Ru 湛如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 西方之明：以西明寺寺學傳統為中心
唐代文化的輝煌離不開這一時代的開放性與融通性。佛教作為時代思想的一大組成部分，其勃發與演化的源泉在於寺院教育與文化實踐，即所謂「寺學」。因史料所限，本文取西明寺為案例，管窺唐代寺學之龐大系統，分析其得以開展的因素、教學構成以及文化成果。寄望學界矚意，期待優秀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