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Zen Became Chan – Conference Report by Wang Jie (Chinese)

Click here to return to the main conference page.

Click here to return to Reports page.

 

“禅流河东复河西：禅宗跨地域与跨文化传播的跨学科考察”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2022年10月13日

 

自20世纪初以来，英语及其他欧洲语种的学术和大众出版物更多地关注日本禅（Zen）而不是中国禅(Chan or Ch’an)、韩国禅（Seon or Sŏn）或者越南禅（Thiền），这一举动微妙地将日本抬升到了东亚佛教传统的最突出位置。但是，禅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各地的寺院所使用的基础文献、规章制度与日常仪式主要起源于中国。“禅流河东复河西：禅宗跨地域与跨文化传播的跨学科考察”国际学术研讨会，力图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哲学、政治学与社会经济分析等多学科视角下，思考和探索东亚、东南亚不同禅宗传统的跨地域与跨文化传播问题。

作为成功举办经年的旭日暑期佛学精英班（https://glorisunglobalnetwork.org/intensive-program/）在本年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研讨会得到了香港旭日慈善基金会的资助，通过主办方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拔地入云”项目（www.frogbear.org）与旭日佛教研究网络 （https://glorisunglobalnetwork.org）@耶鲁大学的共同协作，于2022年7月29日至31日在线上举行。会议汇集了来自中国、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等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的46位专家学者。会议伊始，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金华教授与耶鲁大学的葛利尹（Eric Greene）教授分别向与会人员致欢迎辞。整场学术研讨会分十个部会、围绕十个主题展开。

 

部会一：禅学修正：大图景与小个案

 

第一部会旨在通过大的历史叙事与小的个案研究，对现行禅学研究方法与观点进行修正。来自美国莎拉劳伦斯学院的格里弗斯·福克(T. Griffith Foulk)首先介绍了其新书《禅的历史》（Histories of Chan/Zen）的序言部分。福克教授指出，此书的目的不是简单地修改或纠正现代学术的某些方面，而是试图对禅宗研究的现状进行彻底地反思与重组。基于以上目标，福克主张以“词汇史”的方法来理解“禅”，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禅宗”，重新评估禅宗的历史与特征。

与福克一样，独立学人寇爱伦(Alan Cole)也主张转变现有的禅宗研究范式。他批判了以“家谱模式”来解释禅宗起源和发展的传统认知，提出应把禅宗视为一种公共关系，但没有进一步指出，这些公共关系“是禅宗作者在7世纪晚期和8世纪早期试图建立的新的、特别吸引人的佛教领导形式，他们把新型的禅宗大师描绘成朴素而质朴的道教圣人，甚至声称这些看起来像道教的禅宗大师等同于印度佛陀”。

日本东洋大学的伊吹敦教授在详细比对神会著作与北宗著作的基础上，指出神会的观点与其所批判的北宗并无明显不同，他对北宗的大部分批判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而那些所谓的“新思想”，则是神会有意迎合国家权力和融合传统佛教的产物。在伊吹教授看来，与其将神会视为一个思想创新者，不如说他是一个熟练的宣传家。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严世伟通过细致分析八世纪中叶四川动乱后无住禅师的真实境遇，指出无住及其所谓的保唐宗并没有得到四川统治者的坚定支持，这意味着保唐宗的历史重要性可能被过分强调与解读了。

来自美国帝宝大学的助理教授丁一对比了《大乘顿悟正理决》与藏文资料中的摩诃衍形象，揭示了摩诃衍这一人物如何从《大乘顿悟正理决》中一名普通的禅师，演变为《拔协》及其它藏文史学文本中的异教徒与反面人物。

 

部会二：从中华禅到日本禅：禅在日本的展开及其研究特色

 

第二部会的关注点聚焦在日本禅宗的展开与研究上。同时供职于日本京都大学和郡山女子大学的何燕生教授，发表了《作为中国学的禅研究——京都大学的中国禅宗史研究管窥》一文，系统梳理了曾经就职于京都帝国大学的松本文三郎、入矢义高与柳田圣山三位著名学者，在中国禅宗研究领域的特点、成就与贡献。

东京大学助教一色大悟则以“大乘非佛说”这一论点为轴心，分析了大正时期东京帝国大学的两位佛教学者——木村泰贤和宇井伯寿的圣典解释理论。

京都大学的出口康夫教授以《大乘起信论》为传统核心文本，以现代分析哲学为工具，考察了道元禅师对如来藏学说之关键范畴“佛性”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道元对自我与世界的观念。

驹泽大学的小川隆教授借助铃木大拙的构思，尤其是其“即非”逻辑范式，从“本来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唐宋禅宗思想进行类型化，并思考它们是如何被日本禅所接受的。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准教授柳幹康试图通过对白隐慧鹤（1686-1769）著作的精细解读，来把握其实践体系的整体结构。文章指出，白隐禅师的实践体系要求先在多种实践中专心于一种以见性，而后进入“悟后修行”，通过不断的公案参研达到“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境地。这一实践体系框架，与白隐一生三次大悟的修行体验有关。

日本瓜生山学园的重田みち讲师，以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久松真一的《禅与美术》两部作品为中心，就两位学者关于禅与文化的关系言论进行考察。研究指出，二书属于随笔性质，体现了思想家的个人世界观，不能算作严肃的学术著作。

 

部会三：现代禅

第三部会将视角转向了现代禅。独立学人乔根森（John Jorgensen）将研究锁定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他首先叙述了这一时段禅宗在东亚各国的地位与发展状况，以及同期非东亚观众能够获得的禅宗知识。然后将目光转向禅宗在西方世界的推广，并结合无著道忠（1653-1745）的作品，对其在近代禅宗学术研究领域的贡献进行了详细考察。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后研究员桑维多（Marta Sanvido）根据保存在松岗文库中的相关材料，考察了日本幻住派的历史和教义演变，特别关注到公案禅与身体尤其是呼吸的相互作用。借助铃木大拙对禅宗谱系的分析，作者重新评估了幻住禅在前现代禅宗发展中的地位。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克里斯·戈托-琼斯（Chris Goto-Jones）教授在当今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以禅宗生态慈护师的出现为契机，探讨了佛教生态保护运动在13世纪的日本禅宗尤其是道元禅中的萌芽，及其在中国佛教、道教中的思想根源。

 

部会四：禅僧与国主：禅之政治内涵

 

第四部会关注的是禅宗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西北大学助理教授凯文·巴克卢（Kevin Bucklew）指出，宋代禅宗文献经常把禅宗大师塑造为一个狮子般的、拥有至高无上精神权威的形象，这种以宇宙君主来譬喻理想禅师的思想，是由传统佛经和中国本土的王权譬喻共同激发的。而这一譬喻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是禅宗大师已被宋代禅僧视为佛陀。

深圳大学助理教授李曈描绘了北宋禅僧在《建中靖国续灯录》中的政教关系想象：皇帝运用世俗权力推动佛教的传播，臣子作为中介帮助皇权延及佛教，僧人则积极地用佛法来增加皇帝在尘世的权威和利益。作者认为，这种政教关系想象代表了禅宗向皇权的自我呈现，是宋代禅宗在世俗化过程中对“佛教祸国短祚”这一指控的集中回应。

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王洁以“正统”观念为核心，探讨了石头宗与五代南方政权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石头宗在五代的兴盛及其在中国禅宗史上正统地位的确立，是其“正统性意欲”与五代南方政权“正统性建构”双向奔赴、互为支撑的结果。

 

部会五：义理

第五部会主要探讨禅宗义理。中山大学的龚隽教授就《楞严经》对唐宋禅门顿渐思想的影响进行了深入阐析。文章对北宗神秀系、南宗荷泽系禅法中的顿渐观与《楞严经》的复杂关系，作了详密的思想史分析，并重新探讨了神会顿渐思想与北宗的关联。文章指出了宋代楞严禅在顿渐观念上与唐代禅的不同取向，并以此去观察唐宋禅是如何在不同的思想史脉络下，通过融通《楞严》等如来藏思想经典而中国化的。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魏雅博（Albert Welter）教授以永明延寿的思想作为参照系，比较了“教”在日本禅、朝鲜禅、中国禅这三个东亚“近亲”传统中的不同参与程度，揭示出三大禅宗传统对于“禅教关系”的不同理解。魏雅博教授希望在此基础上，为当代禅宗对待“教”的方式提供某种借鉴。

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斯坦里克（Raji C. Steineck）教授分析了道元的思想在现代哲学讨论中是如何转变的，他研究道元著名的时间概念“有时”在日本和英语学者中的哲学解释。作者认为，转变发生在语义、句法和实用层面，因此，在道元思想的哲学接受中，往往只剩下粗略的轮廓。

 

部会六：寻章摘句

第六部会将焦点转向了禅宗的文献学研究。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高奕睿（Imre Galambos）教授从文献学和古文字学的角度，考察了斯坦因本《坛经》(S.5475)的成稿日期及书脊上的注释。作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手稿大约形成于十世纪。

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通然法师利用新发现的日本金泽文库残卷本和韩国鸡林府本《观心论》，对现存《观心论》的二十种版本作了系统梳理。文章纠正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敦煌诸本、日本传本和朝鲜传本三个版本系统之间的关系。

比利时根特大学的博士生方洛杭（Laurent Van Cutsem）运用比较文献学方法，通过分析驹泽大学图书馆所藏室町时代的日本写本《景德传灯抄录》中保留的佚失之《宝林传》部分第十卷文本内容，指出《祖堂集》中南岳怀让的传记内容主要源自《宝林传》。而这些传记内容并未保留在《景德传灯录》中，这或许与《景德传灯录》杨亿之序所述编纂原则有所联系。作者认为，禅宗文本中的这种互文性实践是东亚佛教文本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的索罗宁（Kirill Solonin）教授将现存版本的西夏华严禅文献，尤其是《禅源诸诠集都序》和《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这两个文本，与中文原版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发现，西夏文献中的一些标准汉语短语存在多种译法，这表明西夏禅宗传播谱系的多样性，以及中国佛教进入西夏途径的多样化。

 

部会七：交火与跨境：互鉴与禅诤

 

第七部会聚焦于禅儒思想的互鉴，及禅宗与其他宗派、禅宗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论诤问题。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丁可含从禅宗仪式中的空间方位出发，探讨了僧伽殿的布局、活动公告张贴的位置，及不同职位与法龄的僧侣在特定场合的座次安排及活动顺序。作者指出，禅宗的这一系列仪式实践，充分体现了其将中国传统空间宇宙观与佛教修道理想有机融合的努力。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吴疆教授集中讨论了中唐禅宗大师黄檗希运（？-850）在《传心法要》中对“学道人”这一术语的使用。《传心法要》共提及“学道人”十四次，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一术语指称的是此文本的编辑者裴休（791-864）。因此，文章将裴休视作中唐历史上“学道人”的典型，考察这一群体在精神追求方面的共同特征。

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春颖副教授以儒佛共用的概念“心”与“觉”为核心，从禅宗和理学两方面分析儒佛差异，重点关注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儒者在辟佛时所针对的禅宗思想和儒佛之辩的根本原则。文章指出，是否向上一提，有超越心与觉的最高本体——天理，是理学与禅宗的根本差异。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李察（Stephan Kigensan Licha）通过对释迦牟尼佛与毗卢遮那佛之间关系的考察，重构了日本早期禅密关系论争中的某些方面。李察指出，圣一派创始人圆尔及其弟子痴兀大慧将毗卢遮那佛视为禅宗真正的祖师，带有很强的密宗影响痕迹，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日本禅是中国佛教与日本既有佛教传统的混合形式。

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安俊泳（Juhn Anh）重新检视了韩国曹溪宗性彻大师出版于1981年的经典之作《禅门正路》。作者认为，此作对曹溪宗开山祖师普照知讷（1158-1210）悟后渐修的批评，体现了性彻大师在一个缺乏宗教权威的国家，努力将个人觉醒经验确立为真实性唯一来源的努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金成郁（Seong Uk Kim）则考察了朝鲜王朝晚期发生于白坡亘璇（1767-1852）与草衣意恂（1786-1866）之间的一场禅宗论争。作者认为，这场论争代表了禅师们确立朝鲜禅宗身份的尝试。

 

部会八：以文字为阶：禅悟与文学

 

第八部会专注于讨论禅宗与文学的互动。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华伟提出，“以文字诱入佛智”是中晚唐江左诗僧群体普遍的文学观点，她的论文力图通过对天台止观与语言三昧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呈现这一文学观点形成的原因。

波兰亚捷隆大学的硕士生韦马策（Marcel Werbik）全面讨论了寒山诗中的“非规范主题”在中国、日本和欧美的被接受情况。作者认为，寒山诗是先锋派佛教诗歌的典范，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匿名诗人创作“违禁”作品的合集，这也是它包含许多非规范主题的原因所在。

法国高等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张超介绍了宋代禅宗出现的新型书写样式——笔记类作品及其特色，同时关注江户时期日本禅对它的汲取和开发，因为这一日本化过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这一近世中国宗教书写的认识。

英国伦敦大学硕士生赵燕飞借助“厚译”理论，比较了陈荣捷、扬波斯基（Yampolsky）和赤松（Red Pine）对敦煌本《坛经》的三个译本。通过分析译者序言、注释和对一些关键佛教术语的处理，文章指出，厚译本可以为译者提供一个表达空间，以引导禅的呈现和理解。

 

部会九：身份认同与网络构建

 

第九部会关注的是禅者如何通过宗教与社会活动，构建其宗派内部的身份认同与外部活动网络。上海大学的黄绎勋教授根据上海图书馆发现的《三峰藏禅师长水真如寺语录》藏本及其他历史资料，详细考察了三峰禅派汉月法藏及其二、三代弟子对嘉兴真如寺复兴、重建和保护的贡献，并藉以得见禅宗于明清时期的兴盛与扩展。

浙江理工大学的蒋海怒教授则依托59方唐代士族夫人的墓志石刻资料，从多个侧面勾勒了这一女性群体的日常形象、家庭角色与禅修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洛阳及其周边地区的禅宗发展状况。最后，蒋教授透过士族夫人的下葬安排，观察她们在佛教规范与儒家伦理冲突之际的选择，以期理解其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孔雁考察了宋代曹洞僧团的社会网络。文章指出，在十方制丛林大兴的背景下，曹洞禅师们的社会网络可以在法缘宗族内部被继承和共享，而士大夫与曹洞禅师的亲密关系也会在世俗家族内部传承。这种僧团与士大夫、地方精英的良性互动，在宋代曹洞宗的复兴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张璐关注的是宋朝灯录作品中的“应化圣贤”群体。她首先考察了宋代灯录作品的不同性质，揭示了其对“应化圣贤”写作风格的影响，然后通过个案研究，展示不同灯录对“应化圣贤”理想形象的塑造。作者观察到，随着时间发展，禅宗展示自身优越性的策略逐渐从强调其独特性转向强调其全面性。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博士生张芾以元末临济宗文学僧笑隐大䜣的晚年弟子仲铭克新为研究对象，以克新的《金玉编》为主要材料支撑，勾勒了克新于乱世之中住持嘉兴资圣寺、以文学交游推动寺院发展的历史图景。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助理教授米凯拉·姆罗斯（Micheala Mross）研究了为纪念莹山绍瑾而创作和表演的两部讲式。文章认为，讲式通过对高僧传记的叙述和仪式化的公开表演，在构建僧团的共同记忆、血统意识与群体身份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从而也能为特定寺庙或谱系争夺地位提供帮助。

 

部会十：嗜禅

斯坦內克（Raji C. Steineck）教授（上左）主持、葛利尹（Eric Greene）教授（上中）評議、蒙葦（Michel Mohr）教授（上右）、湯姆·紐霍爾（Tom Newhall）博士候選人（中左）、莫舒特（Morten Schlütter）教授（中中）、薛克（Sam van Schaik）、尹性河教授（下左）、侯笑明博士候選人（下右）

最后一个部会转向了对禅修实践问题的研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蒙苇（Michel Mohr）教授研究了佛陀跋陀罗在《达摩多罗禅经》中关于正念呼吸的观点，认为佛陀跋陀罗的解释从其个人深度禅修状态的证悟中汲取了灵感。佛陀跋陀罗并不把正念呼吸视为初学者的途径，而是将这种练习视为潜在的解脱。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候选人汤姆·纽霍尔（Tom Newhall）认为，禅尤其是看话禅与公案禅，与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鉴赏十分类似。作为一种方法，它旨在培养一种对体验、理解和表达更高、更微妙、更精炼之精神状态的深刻欣赏和渴望。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莫舒特（Morten Schlütter）教授则延续了其著作《禅宗何以成为禅宗》(How Zen Became Zen)一书中关于默照禅与看话禅的讨论。他借助诸多文献材料，证明默照禅与看话禅之间的争论，的确是11世纪末到12世纪中国禅宗派系之间的重要问题，不能将其简单视为德川时代日本宗派竞争的“炮制品”。

大英博物馆的薛克（Sam van Schaik）考察了敦煌文献中藏汉两种版本的《楞伽师资记》，他指出无论是文本中的禅师，还是传播这部文本的人，都只是将自己视为一个专门从事坐禅冥想的特殊群体，而非一个独特的佛教流派。在九世纪和十世纪的汉藏语资料中，看不到“宗派”这一“实体”的存在。

美国圣奥拉夫学院的助理教授尹性河（Sung Ha Yun）考察了韩国圆佛教创始人少太山对看话禅之适用性及大众可及性的批判性评价，勾勒了他在二十世纪初韩国佛教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是如何理解和重构传统看话禅的。

法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候选人侯笑明将研究焦点集中在“禅数”这一概念上。她认为，“禅数”代表了中国僧侣在学习坐禅冥想时所运用的文本研究习惯，这一习惯能够突破以个人作品为单位进行教义传播与研究的桎梏，使跨文本比较及某些作品部分内容的独立流通与重组成为可能。

 

研讨会最后，陈金华教授与葛利尹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禅是中国化佛教的典型，对东亚文化具有持久而深远的作用力，现今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世界。作为一次国际性的禅宗专题研讨会，本次会议学科跨度之大、涉及议题之广、研讨内容之深入，是此前同类会议所难及的。会议充分体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一、前沿性与创新性。在本次会议上，无论是活跃在国际禅宗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还是仍处于学习探索阶段的青年学者，皆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现阶段研究的最新成果与体会。这中间既不乏新文献、新议题与新观点的涌现，亦包含对致思方向的反思与对研究范式的革新。本次会议，不仅在什么是“禅”、什么是“禅宗”这类历史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也在应当怎样研究禅、怎样进行禅宗历史的书写这类根本性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研讨，还在禅如何影响现代社会、如何指导人的精神生活这类现实问题上作出了尝试性回答。

二、跨学科与跨地域性。来自多个国家与领域的禅宗研究者，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价值关怀、专业导向与语言特长，这使得多学科介入与合作成为现实，也为禅学研究的跨地域交流与沟通提供了平台。会议研讨之课题，不仅涉及同一禅宗传统的多个面向，也包括不同禅宗传统之间的跨地域传播与跨文化比较。不少研究突破了以人物、宗派与经典为中心的单一叙事模式，呈现出禅宗史与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生活史乃至艺术史交叉、结合的综合性视角。

受限于疫情，本研讨会全程线上举行，但开放全球免费登记参会。出于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会议采用英文、中文与日文三种工作语言。因参会人数众多，加上时差的限制，三天时间内真正可用于会议的有效时间其实不多。为此，每场部会都沒有安排个别发言，而是要求参会者会前预习各发表人预录的视频。这样就保障了将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多地留给小组成员进行充分的往复辩答、层层递进。会议结束后，主办方将汇总整理各项学术成果，出版中英两版论文集。本次会议的召开，既是对禅宗研究百年传统的总结与反思，也为今后的学术开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方法与议题，是佛教研究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次成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