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地入雲”者，拔取田野資料以彙入雲端之資料庫之謂也。顧名思義，田野調查研究在本計劃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此一途徑對於定位並登錄不為人知或少為人知的材料非常關鍵，它也將使參與者能夠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政治、經濟、與宗教背景之中來詮釋我們的資料。在東亞宗教研究的領域之內，考古發現長期以來一直催生著全新的洞見。拜電子化之賜，距其源頭數千裡之外的學者們已經可以利用這些數量龐大的資料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如果詮釋者對資料編纂或流通的背景不熟悉，從而將資料從生成這些資料的背景之中剝離出來，這就會有對之誤讀或“過讀”（過分解讀）的嚴重危險。本研究計劃的參與者所要處理的藏外資料，其類型包括碑銘、雕像以及地方志，這些資料對於我們徹底重估東亞宗教的多樣性具有重要的價值。這些資料不僅包含有在藏內資料之中沒有的信息，而且它們依然“活在”某些背景之中。實地調查的另外一個重要好處，就是它可以使參與者得以認知，眾多地方性的社群是以何種方式而使具有跨地域重要性的藏內資料產生意義的，並且這些藏內資料又如何賦予地方社群以意義。這些在目前大多數數據平台之中都無法看到。

我們倡議的這個計劃將會檢視包括寫本、碑銘、圖像資料、家譜、以及地區、寺院與聖地的方志。這其中有些乃是獨立成篇的，而其他則收錄在地方的資料集成或圖書館之中，或者甚至只是收錄在少有人知的另類藏經或只在地方傳播的藏外資料之中。長久以來，自從在敦煌藏經洞以及其他名氣稍遜的華北諸地歷史性地發現了諸多文獻與圖像資料以來，新的文獻與圖像資料不斷湧現，令學術界歡欣鼓舞。我們的團隊計劃參與研究保存在日本古寺中的珍本寫經。這其中很多都沒有收錄在現今任何一部刊本《大藏經》中。我們還將探究數量龐大的黑水城漢文資料與圖片，並研究其產生與流通的特定西夏背景。

除了這些相對知名但還未見充分研究的搜集品之外，還有不少最近才得見天日的資料：比如在雲南發現的的阿吒力教典籍，以及在佛寺、道觀、與私人家裡發現的大量寫卷，這些寫經或存於鄉村，或藏身雕像之中。而其他珍貴的資料則主要藏身於四類數量龐大的文獻之中：地方志、家譜或族譜、檔案文件、以及宗教專家私人收藏的寫卷 (最後一類可能最能讓研究者心旌蕩漾)。對於理解宗教修行實踐與思想系統，石刻材料的研究也前景廣闊。除了北京郊外的房山石經，在中國很多地方都有在摩崖、洞窟石壁以及單獨豎立的碑銘之上的單本佛、道教刻經。在朝鮮與越南也有很能說明問題的碑銘材料，但迄今卻一直局促於學術的邊緣，乏人問津。並且在當代對中國地域、經典、與圖像的研究之時，幾乎從未對之作平行對照研究。

我們將在一個更為緊湊的背景之中來檢視新的材料，將會特別注意宗教修行者所碰到，並且用以構建東亞宗教傳統的那些各種媒質。這包括石器、竹簡、木牘、墨、紙質印刷、與圖像。加拿大當代重要的學者麥克魯漢（McLuhan 1964）有一個現在很著名的主張，即媒介即信息(“Media is the message”)，雖然他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宣示此一主張的，但它對於探討這些不斷變化的交流模式無疑依然適用。很多時候，不是宗教知識自身，而是那些知識儲存、檢索、並傳播的方式乃是影響東亞社會與文化變遷更為有力的機制。通過研究在東亞使用不同媒質所具有的重要性，尤其是特定宗教社群與特定媒質之間（如佛教與印刷術）所具有的緊密聯系，將會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代關於“超媒質革命”的敘述。

在我們今天認知為東亞的區域之內，文本、圖像、貿易、與人口移民的往來交換早就將人與地聯系在了一起。在由此形塑的網絡之中流通的文本與圖像資料正是此一研究計劃的核心所在。在東亞的前現代時期，特別重要的就是所謂的“書路”（book road），這是一個書籍與寫卷產生、傳播、及消費的多點分布網絡。書路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但並非局限於——印刷術傳播的推動。沿著“書路”及其他跨地區網絡進行傳播與再傳播，個別的文本資料以及藝術品就在不同環境之中落地生根。除了可以讓這些資料長途跋涉而不作改變（並不受編輯修訂）的技術性復制以外，地方上的宗教徒則會再造這些資料的宗教意義，這樣就常常產生高度差異的傳統與詮釋。在東亞宗教的興盛之地進行實地考察，不僅僅會發現未知的圖像與文本資料，也可以昭示在漢字文化圈之中對類似材料利用方式的多樣性。將資料上載到網上並且對其意義進行在線分析，就不但可以顧及其內容，也可以考察其背景。在此方面，本研究計劃就有別於其他重要的在線資料庫，後者的主要關注點在於在其網站傳播的藏內資料。

如同“絲路” 以及由此油然想到的貿易商道， 組成“書路”的多向交流管道在東亞、東南亞、中亞、以及其他地區的個體與群體之間形成文化交流。這一網絡得以誕生並維系的諸多動機之中就包括獲得經濟利益、科學上的好奇心、與宗教熱忱。而“邊地情結”又使這些活動愈演愈烈。所謂“邊地情結”是用以描述東亞佛教徒在面對佛教發祥地印度，以及中國以外的東亞佛教徒面對中國時所具有的邊緣性地位認知。從公元7世紀開始，在不同地域之中出現了制造並再造宗教文本的書籍市場，這在整個東亞極大地影響了對身份認同加以想像並得以形成的諸種方式。經典的數量之大、其標准化與相對快速的流通，都改變了人們的閱讀行為，並促使民眾思考實在的與臆想的“文本社團”——這些文本社團通常都是地方性的，但也會被納入跨地域的構架與傳統之中。這些轉變就重構了在文本與權威、書面語詞、與口頭傳誦之間的關系。當我們認真地考慮在東亞文本產生的多域性背景之時，將此地區劃分為“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的傳統詮釋，其缺點也就一目了然了。學者們的研究依然確立所謂的邊緣地區對整個東亞宗教形成的貢獻。我們團隊對此主題的工作將會形成此學術蔚然大觀的一部分。因此，研究“書路”上的宗教交流就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一個復雜的問題，即東亞的神聖空間在交互影響與不同的修行實踐的復雜網絡之中，是被如何想像並得以產生的，並且幾乎總是要依照以某種媒質方式的文本為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