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題 1: 媒質之於信息
課題 2: 藏經的形成之於解體
課題 3：文本之於圖像
課題 1: 媒質之於信息
在人類溝通方式的發展史上，從寫本向印刷轉型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也不過份。這一變革帶來了西方的現代化。它加速了宗教改革，並且為科學知識的標準化與擴張鋪平了道路。它為歐洲民族主義的彰揚提供了一種手段，而且產生了現代的民族—國家。
本課題想要建立一個學術構架，以此來探索在中國七世紀木版印刷的發明與此後這項技術在東亞流行（其流行又恰巧與佛教在此地區的傳播同步）之間內在的聯繫。還需要特別注意傳播佛法會積攢宗教功德的佛教思想。因此，也就絲毫也不奇怪佛教在知識傳播的兩種重要媒質——紙與印刷版圖書——的改良與格式改變方面扮演了關鍵性角色。比如，有若干佛教寺院就以其所生產的高質量的紙而知名，而由傳教士從南亞帶到中國的貝葉經寫卷則為人們提供了主要的靈感，使他們用冊子本（經折裝或裝訂的書籍）來替代了卷軸。這種知識傳播關鍵媒質的格式改變就成為了人類文明史進程中的一大飛躍：書冊以一種便捷，但有時有點隨意的媒介方式來使知識變得觸手可及，而印刷術則使知識標準化并使民眾可以對之負擔得起。
我們今天所經歷的轉型與中世紀我們的同儕所面臨的並無多少差別。現在，電子化的媒質正在取代印刷術。寫本文化的若干關鍵特點正在網絡空間之中重現。沒有任何中央的權威，我們在網絡上撰寫、編輯、并傳播文本，其流動性讓我們回想起手抄的寫卷。電子媒質的爆炸性增長引發了焦慮（比如在互聯網時代，並且在人們以既有模式來接受知識[在此處是指書籍]之時，要如何來理解醇正的“學問”呢?），這種焦慮與印刷術出現在中國之時人們所要面對的并無多少不同。與此同時，印刷書籍——特別是冊子印本籍——似乎也預示了若干由電子“超媒質”所帶來的根本性革命，這種電子“超媒質”就是：一個人們用來分享并傳播信息的可擴展的網絡，這些信息通過一個特定的媒質來儲存并傳播。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這個超媒質是一種寫本文化與印刷文化的動態混合物，並且也放大了與此二者相聯繫的自由與限制。
人們用來產生并傳播文字的媒質確實重要。課題1（P1）的參與者將會致力於釐清在東亞，媒質的變化將以何種特定的方式形塑東亞的宗教版圖，同時也受後者形塑。此項課題主要有若干問題：科技如何影響到了新興宗教形式的產生、成長、與傳播？宗教思想與實踐修行又以何種方式成為了變革的催化劑或渠道？印刷術又如何幫助文本共同體實現從地方向區域、全國、甚至國際規模的轉移。在整個東亞逐漸加快的文本流通，又如何豐富了閱讀實踐、確定了權威，強化了身份認同，并最終推進了區域性的宗教網絡？在科技與宗教認同的想像之間存在著何種關係：比如書籍傳播的空間網絡，有著其自身想像的中心與邊緣地帶，那它又如何映射并影響到了神聖空間的“神聖地理學”呢？
本課題由以下5個研究小組(clusters)所支持：
1.1. 從口傳心記到電子化；
1.2. 宗教與科技；
1.3. 市場與功德；
1.4. 多樣化的閱讀實踐；
1.5. 擴張的“文本共同體”。
課題 2: 藏經的形成之於解體
就其實質而言，建造大藏經（無論是道教、佛教、儒家、或者是“宗派”的行為）就是要確定界限，建立正統并將正統與異端分開，還要對什麽是正統實踐來作定義。藏經的成立不僅影響到了東亞宗教的修行方式，而且也影響了在此領域之中學術研究開展的方式。雖然對東亞宗教研究而言，藏內資料被認為是根本材料，但對之過於依賴則會產生棘手的學術偏見。而我們的研究計劃則致力於對治此等偏見。因為人們會對藏經進行編輯（經常會受到多次編輯，並且通常為儒家士人所為），而原始文本也會因僧團或教派主張而作修訂，這些人并不能為學者提供一種公平或中立的宗教或思想史圖景。《大藏經》中只收錄了一小部份曾在東亞流通的宗教文獻。從敦煌藏經洞與日本古寫經之中，我們知道了正統的佛教目錄學家曾系統性地將面向大眾主體，也即居士信徒的經典剔除在外。因此，曾被非僧侶所使用過的科儀文本與物件，就在很大程度上被藏經資料所掩蓋了。並且，學者們也視若干藏經比其他藏經更具權威：我們手頭上就有了很多現代的藏經，它們甚難入學人之法眼（不過無論現在還是過去，對於“信徒”，它們都一直極為重要）。
除了其“神聖”的起源，某文本的語言與文字也會決定其身份。佛教最初進入東亞之時，使用的是南亞和中亞的語言與文字，這些語言與文字就擁有自己的威望與權威，而在漢字文化圈則是文言文占有語言的統治地位。這些語言就與它們的眾多地方及全國性的形式共生共存，並且影響到了宗教文獻的流通與社會地位，對其影響的方式則至今還無法完全了解。
東亞佛教徒賦予宗教經典以權威的方式，當然並非只是將之當成是藏內經典、註釋、或者是儀式手冊。若干廣為流通的經典都被偽造為譯經，而其他一些則被歸到了佛陀的名下。神靈附體而書寫的文字在中國特別流行；這些具有神聖權威的經典被認為是出自神靈之手（或口）。從12世紀開始，這種實踐就產生了數以萬計的經典。當我們仔細檢視目錄學家將經典搜集到一起的複雜過程——先是收入全集之中，最後又集成規模浩大、為人所贊助的藏經——我們就可以發現藏內與疑偽經目錄為什麽需要重新審定，因為除了最初的作者們，還有無數的個體——讀者、抄手、目錄學家、譯師、編輯者——都參與到了我們今天所研究的這些典籍的創作之中。年深月久，也就沒有任何一種宗教寫本（無論人們認為它是多麼神聖）會完全沒有改變。與之相反，正如參與本課題的研究者將會顯示的那樣，現在所看到的材料是被讀者所影響的文本的不同層面相互妥協的結果，而這些讀者則來自貫穿整個東亞地區各種別具特色卻又相互聯結的網絡。各色人等都參與到了對宗教實踐與信仰進行定義，其定義的方式則要與藏經的早期作者及編纂者所預設的傳統的願景大相逕庭。通過一系列對以不同方式保存的重要流行經典樣本作文獻學批評研究，此一課題想要了解藏經的形成過程，它為什麽會垂青於若干經典（語言或文字），而又想隱匿另外一些。我們將會研究，藏經的形成過程是如何最終發展到摧毀了藏經權威地位這一想法本身，這樣也就逐漸導致藏經失去了其若干文化價值。在今天這樣一種“後藏經時代”，我們應該以多媒質的形式來明確顯示藏外或非藏經資料的特殊價值，而這些媒質則是重構東亞宗教史與修行儀軌的重要方面所必須的。此一研究課題將圍繞著下列五個主題展開：
2.1: 真實性與權威性；
2.2: “次要的”創作者，“主導的”地位；
2.3: 持續不斷的啟示；
2.4: 語言與文字的威力；
2.5: 從藏經時代到“後藏經時代”。
課題 3：文本之於圖像
除了分析文本的材料，我們的研究計劃還將探究各種圖像資料的創作、接受、與流通，並且將探索它們與文本材料之間的複雜關係。有若干藝術品很難被明確地歸類為文本或者是圖像資料。比如，研究佛教摩崖石經會發現，這些摩崖經典在若干處似乎就與石刻圖像的功能類似，這就顯示在文本與圖像之間的界限有多麼模糊。在很多情況之下，書籍與圖像是在二者相互依存的環境之中創造了出來，這樣就往往難以找到一個明白無誤的界限，來判定文本終於斯，而圖像（或諸多圖像，特別是在儀軌空間之中）始於斯。當學者偏好藏內宗教文獻，就可能錯誤地認為文字材料才是根本，而圖像則是派生的、邊緣的。因此，一般的典型就是學者們把對宗教圖像的研究，當成是對著名（通常為藏內文獻，即所謂重要）文本材料的例證。然而，最近所發現的一些寫卷則提高了一種相反的可能性：正是因為需要對藝術或者是儀式性圖像（如曼荼羅）提供一種經典資料來源，所以催生了特定文本的撰寫。為什麽執著於藏內材料會導致對東亞宗教文獻和實踐的錯誤詮釋，其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前現代時期的大多數情況之中，文本的功能需要通過圖像來發揮作用。這是因為信徒常識字無多，並且他們是在與圖像而非文本來打交道。圖像會產生多維度的的神聖空間；在此空間之內，文本與圖像交互作用於觀眾/聽眾，使之同時“閱讀” 二者。在東亞佛教與道教之中，藏內文獻對被大眾所廣為接受的注疏傳統至關重要。有慮及此，本課題想要用圖像來重新詮釋注疏的實踐，藉以顯示一些標準式的例子，即文本如果不用圖像就會有意思不清——或講不通——之時與之處。我們會特別注意最近發現的圖像與文本（甚至包括藏經）的刻石，這正是因為這些由真實人物發起的供養行為，顯示了人們是如何以超越藝術與文本固有藩籬的方式來利用文本及圖像的。儘管人們常說東亞的文化是以書本為中心的，但是圖像作為一種媒質，它與任何文本一樣可以深刻地傳遞意思與信息。本課題會特別注意那些文本與圖像可相互交換的例證，比如用通常不易辨識的文字來刻寫的陀羅尼，這些陀羅尼的使用者為道教、佛教、與日本神道教的普通僧、俗。
課題 3（P3）的參與者將會重點關注這些實際問題，并詳細研究橫跨文本與圖像這兩個領域的材料。研究內容包括對前現代時期東亞民眾來說似乎是非常獨特的符號與圖標的神聖文字，諸如道教的符箓與廣泛使用於密教中的各種梵語字門。此外還包括隱藏有文本、圖像、與舍利遺物的宗教塑像。對佛教摩崖石經與圖像題記我們也會特別留心，因為它們代表了一種接觸與供養的交匯點，而這一點又超越了社會、經濟、與種族界限，並且也超越了當學者們太過執著於舊有的、印刷成書的藏經之時所虛構出來的諸宗教傳統間的界限。經文與圖像被刻進石頭，還有那些只有圖像與文本相互參照方能都被理解的地方；被銘刻在這些地方的經文與圖像迫使學者們重新審訂那些佛教目錄學家（以及編纂者）極力想要維護的紀年與時間表，他們正是通過這些來實現其宗派、政治、或僧團制度上的要求。
本課題由以下5個研究小組(clusters)所支持：
3.1. 敦煌變畫;
3.2. 圖像與文本交互觀照下的歷史真實;
3.3. 雕像中的文本;
3.4. 圖像與文本關係的種類 (摩崖/洞窟);
3.5. 東亞宗教寫本與刊本中圖像與文本的關係以及作為圖像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