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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天柱國際密集型佛學培訓班課程報告
朱品岩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藝術史博士候選人
2020年8月30日
2020年8月上旬，時值北美新冠疫情，原計劃在McMaster 大學舉辦的佛學培訓班轉入線上，順利開展。至此百年未遇之變局，有幸與諸位師長和同學在半個月的時間裡領略佛教文本與圖像的魅力，研習了中古和近現代的佛教歷史。在四門密集課程裡，我們討論了歷史上中國佛教徒的政治與經濟參與、早期印度僧團對僧尼道德倫理的思考、近現代中國佛教機構對社會群體的關懷、以及中古石窟壁畫與建築中所體現的中亞佛教徒的修行與宗教願景。四場講座關注了敦煌文書對傳統佛教傳播史的挑戰、經典文獻所不能體現的觀音與地藏信仰、日本中世國家政權與佛教的聯結、以及佛教哲學對正念的理解。學生報告中，我們不僅關注了佛教義理，也探討了它與詩歌、性別、死亡、權力的關係。這在我看來，些論題雖各有側重，其研究方法卻都傳達了對人的關懷，這既是人文學科的核心，也幫助我們反思自己的研究在當下社會變革中的意義。
陳金華教授，圖片來自Carol Lee。
陳金華教授（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課程展示了他基於“場域 (field)”理論的歷史研究與個案探討。運用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和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的媒介理論，陳教授闡述了佛教歷史上“場域”的運作，即場域以其繁雜的資源吸引歷史人物的參與，後者需遵循其運行規則以獲取身份認同，從而與其他群體成員交換資本（資源）；隨著這場域的擴張與多樣化，某一方的利益或許會不受限制地擴張，最終造成整個系統的坍塌。陳教授提議這一理論可以用來研究被傳統史書批判的一些個體，如“異僧”惠範（?–713），也可以應用於研究石窟寺的營建與運作，更可以為唐帝國的興替提出新的研究角度。爾後，陳教授以數個歷史研究個案，詳細闡述了這一場域理論的運作機制。這些個案包括血緣關係對中古佛教以及唐代僧團的意義、安史之亂前寺院在世俗教育體系中所擔任的重要角色、浙江新昌大佛神聖性的形成、以及無盡藏、“無遮法會”這些依託於佛教機構的中古時期銀行網絡與商業經濟體系。最後，陳教授通過分析《續高僧傳》對慧和禪師的錯誤指認，反思了歷史學者所面臨的挑戰與所擔任的重責。
Shayne Clarke 教授，圖片來自Carol Lee。
Shayne Clarke 教授（McMaster University）用七堂課的時間，介紹了部派佛教現存的律文，並帶領學生閱讀了律文的四類章節（經分別Vibhaṅgas，事·犍度部Vastus，雜事Kṣudrakavastu，Uttaragrantha ）中的代表性的片段。 Clarke 教授將這些律文理解成早期的法律條文，可供今天的學者探析早期印度的社會史，如社會道德標準，僧團內部對犯罪的界定、性別觀念、以及對性的約束等等。課堂也涵蓋了戒本/戒經Prātimokṣas與經分別Vibhangas的對比。作為兩類文本，經分別對戒律的成因、背景、定義有詳細的分析，而戒本/戒經則是用於吟誦的實用文本，因而省略了戒條的歷史成因，也不包括對每條規則的細分規定。此外，本次課程還探討了僧尼戒律的對比、律文在東亞的接受史、以及律文中對宗教多樣性的承認與尊重。這些精彩的律文片段和論題為進一步理解早期印度社會提供了方向與指引。
汲喆教授，圖片來自Carol Lee。
汲喆教授（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課程分析了佛教在近現代中國的發展歷程。這段歷史始自清末，延續直至今日。 1898年的“新學”教育改革使儒教失去其機構層面的優勢地位，同時佛、道二教通過“廟產興學”保存了宗教資產，其中佛教以基督教機構為參考，建立了獨立於國家政權的宗教機構體系，通過立法實現宗教資產獨立，並且確保新的宗教機構有中央職權機構可以管理基層寺廟。在佛教話語層面，太虛（1890–1947）所提出的“人間佛教”將這一宗教與社會改良相結合。這些改革使得佛教從現代化國家的開端便獲得了政權的認可。在1949年以後，佛教也在不斷適應新的社會政治環境。自1993年始，在“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主張之下，佛教場所和物質遺產迅速成為發展旅遊業和地方經濟的熱點，並且佛教機構也參與到國際外交關係的發展之中。在講述這些大歷史的同時，汲教授也關注到其中的個人，探討了民國時期由知識分子主導的居士團體的運作，以及他們為現代佛學的誕生所做出的貢獻。
Monika Zin 教授，圖片來自Carol Lee。
Monika Zin 教授（Leipzig University）關注了龜孜地區的佛教藝術，帶領我們仔細觀察了這一地區石窟寺壁畫中表現的神祗、聖山、以及釋迦摩尼的生平、傳法、涅槃、和前世本生故事。從這些圖像中，Zin 教授分析了龜孜地區獨特的圖像傳統和當地口述文學的關係，並探討了源於中亞的圖像範式在東亞的影響。例如在印度地區，雙手托舉日月的神像代表印度教的毘濕奴Viṣṇu和濕婆Shiva，高度類似的圖像也出現在龜孜、以及龜孜以東的敦煌、大足、甚至日本，然而在後者的文化環境裡，這一圖像代表的卻是阿修羅Asura，Zin教授認為龜孜是這一轉變的源頭。又例如對印度神話中那伽Naga的表現，不同於印度圖像，龜孜克孜爾第179窟壁畫中的那伽身後不僅有數個蛇頭，更有一個象頭和一束花朵，Zin 教授認為這是因為“naga” 也可以指大象，同時也是另一個詞“nagapuspa”的開頭，即彌勒下生時所坐的花樹。此處的畫家利用這一詞語的雙重含義，對既有的圖像進行了創新。此外，關於石窟寺結構如何影響觀眾對壁畫的認知，Zin 教授引用了她的博士生Fang Wang的研究，舉了一個動人的例子。在克孜爾163窟後壁的涅槃圖的兩側，分別畫著魔羅Māra和釋迦摩尼在吠捨離Vaiśālī立下決心將進入涅槃的場景。在吠捨離，魔羅三次來到釋迦摩尼面前，要求他兌現在菩提樹下頓悟時所立下的誓言。那時，佛陀承諾，在佛法得以傳播、僧團得以建立以前，他不會進入涅槃。 “現在是時候了。”魔羅說。前兩次，釋迦摩尼將此事告訴了弟子阿難，期待得到他的挽留，而阿難卻沒有說話。第三次的時候，阿難終於請求他不要離開，然而此時釋迦摩尼已經答應魔羅他將進入涅槃。我想這樣的壁畫組合對龜孜的佛教信徒而言，必然是震撼的。當他們在洞窟內繞行，首先看到魔羅——佛教來自外部的敵人——然後目證佛陀的涅槃，最後面對吠捨離的場景，他們或許會意識到自身的弱處也是佛教內部的敵人。誰又知道，這樣的視覺體驗是否曾喚起或堅定了一些信徒的使命感，鼓勵他們肩負起傳承佛法的責任？
Amanda Goodman 教授、於君方教授、Mikael Bauer教授、Robert Sharf教授，圖片來自Carol Lee。
在這一系列的課程之外，我們也有幸聆聽了另四位教授的演講。 Amanda Goodman 教授 （University of Toronto）討論了敦煌文書中記載密教儀禮的手稿，並論證禪宗觀想與密宗修法中的觀想的聯結或許源於9至10世紀的敦煌。於君方教授（Columbia University）的講座聚焦於地藏與觀音信仰的結合，這二者的配對雖然不見於佛教經典，但是卻流行於中古中國的造像、靈異小說、祝禱詞、供養銘文、和儀禮文書中，於教授認為這一現象始於初唐，盛於10世紀之後，彼時信眾通過禮拜觀音以獲得現世的救贖，並為了身後的福報而供養地藏。 Mikael Bauer 教授（McGill University）解釋了“國家佛教“的理論框架為何適用於研究日本佛教歷史。他以興福寺的歷史以及維摩會的設置為例，講述了國家政權與佛教宗派傳統的相互影響。 Robert H. Sharf 教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探討當代哲學如何理解“正念mindfulness”。他論證了“純粹意識bare awareness” 這一源自緬甸殖民時期的論點自相矛盾之處，並列舉了幾種早期佛教對意識的實質的理解。
39位學生也為這一學習過程做出了各自的貢獻。我們在每一堂課中提問、討論、交流想法，也在五場學生報告中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們的課題雖然都與佛教相關，但是研究方法不盡相同、關注的材料也天南海北。彼此學習的過程好像是在一幅看不見邊際的拼圖裡，填上了一塊塊部件，對拼圖的面貌又多了一點認知。雖然不能親身見到各位，但是在各自的凌晨、午後、與深夜，有幸我們可以共度一同學習的時光。最後，感謝 Vicky Baker和Carol Lee的敬業，她們嫻熟的組織能力和對網絡授課軟件的精通確保了此次課程的順利進行。
結業典禮截圖，圖片來自Carol 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