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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從祇園精舍到耶路撒冷——亞洲內外的賢聖傳
葛然諾（Phyllis Granoff）教授
會議開幕
在開幕式上，Eric Greene葛利尹（耶魯大學）、Mimi Yiengpruksawan 楊靡蕪（耶魯大學）、Eviatar Shulman 埃韋塔·舒爾曼（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和陳金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首先向葛然諾教授卓越的學術成就致敬；隨後葛然諾教授的同事和學生們集體為她的榮休獻詞；最後來自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David Shulman 大衛·舒爾曼為會議做了主題演講。他講述了一部罕見的來自十八世紀喀拉拉邦的自傳，這部自傳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將個人命運與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結合了起來。
葛利尹（Eric Greene）教授（上左）、楊靡蕪（Mimi Yiengpruksawan）教授（上右）、埃韋塔·舒爾曼（Eviatar Shulman）教授（下左）、
陳金華教授（下中）、大衛·舒爾曼（David Shulman）教授（下右）
瘋僧、蝙蝠僧與神僧
會議第二部分的議題為“瘋僧、蝙蝠僧與神僧”。
James Robson 羅柏松（哈佛大學）探討了蝙蝠僧在佛教中的地位。他首先解釋了蝙蝠模棱兩可的形像如何使它們成為類比的有力來源，隨後講述了佛教文獻對於蝙蝠僧的描述。
李巍（河南大學）討論了《高僧傳》僧人療癒的故事。他指出從僧傳的記載來看，僧人治病行醫不僅代表著神異的能力，更突出表現為僧人可以看透因果、鬼神作為疾病的根本原因，從而對症下藥，治療疾病。
葛洲子（陝西師範大學）認為，北宋的“故家”士人們捏造了言法華的預言天賦和他作為聖僧的形象，試圖以此改善受王安石變法影響的政治局勢。
羅柏松（James Robson）教授（上左）、李巍教授（上右）、葛洲子教授（下中）
聖俗之間、聖俗之外
會議第三部分的議題為“聖俗之間、聖俗之外”。
Eli Franco（萊比錫大學）提出了兩種在佛教傳統中閱讀法稱（Dharmakirti）傳記的方法。一是以現代佛學家Erich Frauwallner（1898-1974）為代表的，將法稱視為聖僧並合理化他的作品《釋量論》中出現的奇怪的章節順序；二是以十一世紀印度佛教評論家Yamāri 為代表的，對法稱作出的更現實且不那麼神聖的評價——Yamāri認為法稱《釋量論》中奇怪的章節順序來源於他的懶惰和疏忽。
Michael Nylan 戴梅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Marty Verhoeven（美國法界佛教大學）的演講探討了我們如何能夠確認理解了傳記的預期意義，因為許多早期歷史學家都是根據導致對自然和人類生命形式產生影響的事件來衡量人類的偉大，而不是關注人類發展的過程。
Albert Welter 魏博雅（亞利桑那大學）討論了王禹偁（954-1001）為僧人讚甯寫的傳記。他首先以何珣聖蹟圖為例論證了世俗儒學可以表現出神聖的維度，而後展示了贊甯在王禹偁書寫中作為世俗的著名文人的形象。魏博雅提醒到，在閱讀有關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內容時不要認為它們一定是世俗的；而在閱讀與佛教等宗教相關的內容則不應假定它們一定是神聖的。
Eli Franco教授（上左）、戴梅可（Michael Nylan）教授和Marty Verhoeven教授（上右）、魏博雅（Albert Welter）教授（下）
佛所行：贊以再贊
會議第四部分的議題為“佛所行：贊以再贊”。
Robert Brown（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闡釋了使用石頭和金屬作為藝術材料是如何影響佛教造像的。通過分析公元前二至一世紀印度桑吉（Sanchi）和巴雅（Bhaja Vihara）寺廟的浮雕，他指出佛教藝術可能先於佛教故事產生並啟發了後者。
Susan Andrews 安素桑（蒙特愛立森大學）比較了本世紀出版的50多本描述釋迦牟尼生平的英文繪本。她發現在繪本中釋迦牟尼的一生被以不同的方式想像和闡釋，以滿足不斷變化的讀者需求。但同時繪本中賦予女性的角色卻很有限，他們大多以釋迦牟尼的母親或伴侶的身份出現。安素桑由此思考了這些繪本讀者的多樣性。
Margarita Delgado Creamer（匹茲堡大學）談到了佛教向拉丁美洲的傳播以及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988-1986）在這一傳播中的作用。 Creamer提出了三個重要問題：第一，博爾赫斯希望在他的佛教講座中取得什麼成果？ Creamer指出博爾赫斯的目標是為佛教傳說注入生命，讓人們將佛教視為一種救贖的方式。第二，為什麼博爾赫斯賦予佛陀傳記如此重要的地位？答案在於佛教傳奇故事已經成為藝術創作和宗教靈感的源泉，比傳奇的歷史真相更有啟發性。第三，博爾赫斯如何在拉美復述佛陀的生平故事？通過分析博爾赫斯的講座錄音，Creamer發現博爾赫斯通過訴諸聖徒記述的美學價值來彌合真假之間的鴻溝。
Robert Brown教授（上左）、安素桑（Susan Andrews）教授（上右）、Margarita Delgado Creamer 教授（下）
遊僧
會議第五部分的議題為“遊僧”。
Peter Flügel（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陳述了耆那教托缽僧的遊歷，與社會互動的形式以及它們的職業道路。 Flügel認為，就像金錢一樣，耆那教托缽僧在耆那教社會系統中作為社會交流的一般媒介發揮著他們的作用。
劉翠蘭（匹茲堡大學）的報告是關於唐玄奘（602-664）前往印度的法律問題。她詳細討論了玄奘在629年離開唐所承擔的法律風險，以及他在645年返回時可能面臨的後果。劉翠蘭通過玄奘案得出了三點結論：第一，唐朝對受戒者的政策是不穩定的，繼任皇帝可以更改或取消前任皇帝給予僧人的豁免。第二，玄奘面臨法律問題可能導致了玄奘弟子不願公開他的傳記。第三，玄奘得到了天子的寬大處理，說明645年唐朝的政策對犯罪的出家僧人有不同的對待。而且玄奘案所反映的立法與實際執行的差異告訴我們，唐朝法律的實施是不斷被聖旨修正的，而聖旨代表了皇帝最新的法律意見。
Jeffrey Kotyk 康傑夫（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討論了日本僧人Ennin 圓仁（794-864）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記》中對於最澄（767-822）和靈仙（759-827）的記載。康傑夫指出晚唐的中國僧團對日本僧侶的看法非常積極，對於他們的尊重不亞於對於本土僧人的尊重。但康傑夫同時指出，圓仁的記錄並非基於文本證據或任何形式的系統研究，而只是他的遊記，因此我們在試圖重構中日佛教關係的歷史時，需要認識到《入唐求法巡禮記》的局限性。
候浩然（清華大學）介紹了十二世紀一位藏傳佛教大師的生平故事。他特別關注他在印度和西藏東部的經歷，以及他在Mahākāla文學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陳明（北京大學）分析了堪稱一代奇僧的“鳥巢禪師”的事蹟書寫。鳥巢禪師屬於民國時期走訪印度的萬千籍籍無名的僧人之一。不同的傳記作者以不同的筆法來呈現“鳥巢禪師”的形象，其中包括凸顯他對信念的長久堅持、拒絕接受金錢布施、與自然和動物（蛇）的交流、他與印度民眾的互動等情形（尤其是他與英國人主持的印度法庭的抗爭），從而將一位普通的下層僧人塑造成了印度教大神羅摩的化身。
Peter Flügel教授（上左）、劉翠蘭教授（上中）、康傑夫（Jeffrey Kotyk）博士（上右）、候浩然教授（下左）、陳明教授（下右）
僧與君
會議第六部分的主題是“僧與君”。
楊奇霖（上海大學）通過梳理幾種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蒙藏文傳記，指出其中有關二世哲布尊丹巴靈童選定的種種細節，不全是宗教聖傳性質的書寫，而是與清宮檔案文獻存在聯繫，並由此進一步討論清雍正一朝與喀爾喀蒙古佛教之間的政教關係。
王啟元（復旦大學）通過細究由憨山德清等法友書寫的紫柏真可塔銘中的晚節，揭示了晚明佛教復興中久已被人忽略的一段結緣宮廷的經歷，並發現了憨山德清存在刻意的強調與忽略某些事實的現象。
Yagi Morris（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通過研究一部中世紀日本密宗文獻《金峰山秘密伝》來探討該文獻如何將佛陀的力量賦予金峰的守護神，又如何將一位皇帝塑造成一位開悟的佛教國王。她的研究旨在探索賢聖傳在構建神聖景觀和帝國權威的作用。
楊奇霖博士（上左）、王啟元教授（上右）、Yagi Morris 博士（下中）
方技、媒介與聖傳
會議第七部分的主題是“方技、媒介與聖傳”。
Haiyan Hu-von Hinüber 胡海燕（埃爾福特大學）研究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耆那教尼犍子的占卜對玄奘643年的歸國產生的影響，並由此探討玄奘大師與印度“外道”的關係，尤其是與耆那教僧團成員之間的交往。
Marko Geslani（南卡羅來納大學）探討了十四世紀由Rājasekharasuri撰寫的Prabandhakośa。這部作品一方面神化了耆那教大師巴德拉巴乎（Bhadrabāhu），一方面惡魔化了伐羅訶密希羅（Varāhamihira）。 Geslani探討了這部作品所體現出來的政治、文化及宗教領域的精英層對占星術的接受度。
Pia Brancaccio 龐琵雅（德雷塞爾大學）討論了印度次大陸的一個地區，該地區在佛教地理學中經常被忽視。她專注於康坎沿海地區，特別是Sopara遺址，該遺址在早期佛教歷史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並證明了當地佛教和非佛教界長期以來的苦行傳統。
Sahaj Patel（范德堡大學）展示了嵌入在文獻中的快速響應（QR）代碼如何影響人們與文本和作者的互動。他將這些技術與文本的互動關係視為副文本。他還認為，文本和副文本之間的關係可以潛在地解釋聖徒傳記如何變得可操縱。
李燦（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了不動金剛及其弟子勒布與施食儀軌再宏的年代問題。
胡海燕（Haiyan Hu-von Hinüber）教授（上左）、Marko Geslani教授（上中）、龐琵雅（Pia Brancaccio）教授（上右）、Sahaj Patel 博士（下左）、李燦講師（下右）
傳以融信
會議第八部分的主題是“傳以融信”。
Alexsander Uskokov（耶魯大學）探討了耆婆·瞿悉伐彌（Jīva Gosvāmī）以及他如何在個人神學崇拜下對不二論進行重新詮釋。
Gérard Colas（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了梵文的泰米爾聖徒傳記Divyasūricarita中的一個故事。首先，他解釋了Divyasūricarita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稱為聖徒傳記及其功能。然後，他討論了傳記中名為Parakāla的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特別是他從Nāgapattanam盜竊佛教聖像，以資助在印度南部Shrirangam Vaiṣṇava建造圍牆和其他建築物一事。他的論文旨在探討超越道德規範和宗教隸屬的信仰。
Max Deeg 寧梵夫（卡迪夫大學）研究了為什麼中國佛教徒關心以尼犍子（nigraṇṭha）為代表的耆那教？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查看了中國文獻中對耆那教徒稱謂的術語及其外在特徵的描述，即赤身裸體、白衣異端、故意餓死、拔毛、用手乞食。寧梵夫得出的結論是，中文文獻中之所以出現對耆那教教徒的描述可能是因為它們足夠奇特，瘋狂使他們在中國佛教徒面前沒有競爭力。
陳金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討論了著名的唐代官僚、將軍和書法家顏真卿（709-785）以及他撰寫的《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他提醒我們考慮個人身份與其社會交往之間的密切聯繫，以及這種聯繫如何影響佛教傳記的寫作過程。
Alexsander Uskokov講師（上左）、Gérard Colas 教授（上右）、寧梵夫（Max Deeg）教授（下左）、陳金華教授（下右）
聖傳創造與再創
會議第九部分的主題是“聖傳創造與再創”。
趙悠（北京大學）討論了印度語和中文語境中對維摩經的接受度存在的巨大差異。對於前者，它是偶爾在論文中引用的大乘教義的來源，而對於後者，圍繞主人公維摩詰卻重新創造了更多的內容。趙悠認為中國讀者通過將維摩經作為聖傳寫作，將維摩詰從一個體現悖論的菩薩轉變為一個駐於自己房間的聖人“維摩”，並成為東亞理想佛教徒身份結構的一部分，無論是對於居士還是出家人。
王邦維（北京大學）從三方面對比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和道宣的《玄奘傳》的內容和表述形式的不同。
楊劍霄（南京師範大學）探討了玄奘歷史形象的塑造與法相唯識宗的創立。製造玄奘面孔的背後，是窺基一系創立法相唯識宗的歷程。首先，玄奘作為公眾人物，以求法僧形像被神聖化。但在這背後，玄奘在慈恩寺的門人則進行著玄奘譯經僧形象的神聖化工作，以此為宗派形成提供信仰上的保證。其次，玄奘圓寂後，慈恩寺僧團又有普光、法寶與窺基兩系的對立。普光、法寶在當時處在中心位置，他們以“唯識論師”指稱弘傳《成唯識論》的窺基一系，並予以批判。實際上，正是窺基通過建立《成唯識論》的傳法譜系，製造了玄奘與《成唯識論》的特殊關聯。在建立繼承性譜系的基礎上，完成自身建構唯識宗的用意。
Kirill Solonin 索羅寧（中國人民大學）介紹了西夏版本的鳩摩羅什傳記的片段。索羅寧認為儘管這個傳記不符合史實，但是它反映了西夏党項佛教徒對鳩摩羅什重要性的認知。他們玄化鳩摩羅什以體現西夏佛教是漢教義經典和藏密教實踐的結合。
齊冠雄（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檢視理安寺的歷史和其創始人法雨佛石（1569-1636）被塑造的聖徒形象。他發現標準聖徒傳把佛石臉譜化地描繪成了一個禪師或者淨土實踐者，但在其士大夫弟子的詩中，佛石被描繪成了一個不畏環境艱苦，多年堅持修禪與頭陀行的僧人。如此看來，在聖徒傳的寫作過程中，現實中部群式的事實認知與文化上對高僧的想像之間有很大差別。
趙悠教授（上左）、王邦維教授（上中）、楊劍霄教授（上右）、索羅寧（Kirill Solonin）教授（下左）、齊冠雄博士（下右）
歷史與誇飾
會議第十部分的主題是“歷史與誇飾”。
Ellen Gough（埃默里大學）探討了印度著名的拉克沙·班丹兄妹節（Rakṣābandhana）與僧人Viṣṇukumāra的關係。耆那教僧侶通過敘述並傾聽Viṣṇukumāra擊敗邪惡國王Bali的故事，重溫被遺忘的婆羅門拉克沙·班丹兄妹節的歷史。
Lilian Handlin（哈佛大學中國藝術實驗室）的研究對像是十一世紀晚期緬甸的江喜陀王（King Kyanzittha）。通過將孟族白話的江喜陀王銘文與僧伽羅版本的銘文對比，Handlin的論文揭示了迄今為止在緬甸史學中被忽視的問題——國王自我形象的塑造。
建立在葛然諾教授對由Rāmacaraṇa撰寫Saṅkaradeva傳記的研究基礎上，Jack Hawley（巴納德學院）研究了十六世紀印度詩人Surdas的生平以及他的傳記與他最珍視的神Krishna的生平故事之間的關聯。
石媫姬 Jacqueline Stone（普林斯頓）通過日蓮（1222-1282）奇蹟般地逃離死亡的故事探討日本佛教傳統中的歷史和聖傳。石媫姬的論文呈現了自十九世紀後期渴望剝離日蓮傳記中傳奇元素的人，會援引現代文本批判方法來質疑這些段落的作者身份，而傳統聖傳記的捍衛者則把科學作為合法話語權來合理化日蓮聖傳記中的“超自然”事件。
Ellen Gough教授（上左）、Lilian Handlin教授（上右）、Jack Hawley 教授（下左）、Jacqueline Stone教授（下右）
聖傳女
會議第十一部分的主題為“聖傳女”。
汪悅進（哈佛大學）通過對莫高窟257窟中須摩提女（Sumagadha）、鹿王本生故事以及沙彌守戒自殺故事之間佈局關聯的闡述，指出對佛教藝術的敘述不應該局限和簡化至這些藝術的文本含義。
Naman Ahuja（尼赫魯大學）討論了一個大型夜叉綁架一名女性的場景，當時她的飾物掉在地上。 Ahujia解釋說，這一場景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3世紀在孟加拉製造的赤土陶器和象牙製品中反復出現。許多學者認為這是印度教羅摩衍那（Ramayana印度古代梵語敘事詩）對王妃悉塔（Sita）的描繪，但Ahuja認為這一場景更可能是佛教本生故事。
Alexandra Kaloyanides（北卡羅來納大學夏洛特分校）討論了緬甸佛教歷史的標誌性作品Sāsanavaṃsa中關於婦女的章節。這個章節中的女性都非常聰明，例如一位母親糾正她十二歲女兒的巴利語變格範式，以及一位年輕女孩糾正僧侶的巴利文語法。 Kaloyanides認為這些描述不僅用女性比周圍的男人聰明的滑稽場景來取悅男性僧侶，而且還可以讓人聯想到緬甸是佛教的至尊之地，緬甸國王和僧侶在那裡推廣佛教教育的程度之深，即使是一般的女性也能掌握複雜的巴利語語言規範。
James Benn 貝劍鳴（麥克馬斯特大學）將妙善公主自我犧牲的傳奇故事置於中國佛教傳統中將自焚作為一種修行方式的大背景下來研讀，特別把妙善公主與柳本尊“十煉”以利他人的故事對比。貝劍鳴認為，佛教中自焚或犧牲自我肉體來利他以及作為修行的邏輯和各種方式，早在妙善公主傳奇傳入中國前就對中國宗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修行方式並不違背常理，也不難被中國佛教徒接受。
汪悅進教授（上左）、Naman Ahuja教授（上右）、Alexandra Kaloyanides教授（下左）、貝劍鳴（James Benn）教授（下右）
傳以護法，傳以諍法
會議第十二部分的主題是“傳以護法，傳以諍法”。
趙珊珊（麥克馬斯特大學）討論道宣續高僧傳中護法這一類目所包含的內容。她指出，除了佛道爭鬥或宮廷紛爭中捍衛佛教的活動外，護法這一類目還有許多其他類型的活動，例如持戒傳教、神通感應等。此外，她還指出神通感應是僧人向當地社會的俗眾傳播佛教的方式之一。
Aleksandra Restifo（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研究是關於Adhyātma創始人Banarasī故事的另一種講述。她研究Banarasī的對手Śvetāmbara Mūrtipūjaka在其作品Yuktiprabodha-nāṭaka（“通過邏輯覺醒的戲劇”）中對Banārasī的攻擊。 Restifo指出，首先，Yuktiprabodha-nāṭaka 是對特定個人及其信仰體系的攻擊，而不是對某種思想的攻擊；其次，它以戲劇（nāṭaka）為標題，並包含戲劇元素。由於這兩個原因，Restifo認為 Yuktiprabodha-nāṭaka 代表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文學體裁，正是這種戲劇體裁使得主角的存在成為必要，這便使得Banārasī的對手能夠利用Banārasī的傳記來詆毀他和他的宗教信仰。
Gregory Schopen 蕭本（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論文研究了僧人Mūlaphalguna的傳記。 Schopen認為這個傳記似乎是專門用於批評僧尼固執和過度緊張的修行，而沒有別的目的。
趙珊珊博士（上左）、Aleksandra Restifo博士（上右）、蕭本（Gregory Schopen）教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