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 1: 媒质之於信息
课题2: 藏经的形成之於解体
课题 3：文本之於图像
课题 1: 媒质之於信息
在人类沟通方式的发展史上，从写本向印刷转型的重要性再怎麽强调也不过份。这一变革带来了西方的现代化。它加速了宗教改革，并且为科学知识的标准化与扩张铺平了道路。它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彰扬提供了一种手段，而且产生了现代的民族—国家。
本课题想要建立一个学术构架，以此来探索在中国7世纪木版印刷的发明与此後这项技术在东亚流行（其流行又恰巧与佛教在此地区的传播同步）之间内在的联系。还需要特别注意传播佛法会积攒宗教功德的佛教思想。因此，也就丝毫也不奇怪佛教在知识传播的两种重要媒质——纸与印刷版图书——的改良与格式改变方面扮演了关键性角色。比如，有若干佛教寺院就以其所生产的高质量的纸而知名，而由传教士从南亚带到中国的贝叶经写卷则为人们提供了主要的灵感，使他们用册子本（经折装或装订的书籍）来替代了卷轴。这种知识传播关键媒质的格式改变就成为了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一大飞跃：书册以一种便捷，但有时有点随意的媒介方式来使知识变得触手可及，而印刷术则使知识标准化并使民众可以对之负担得起。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转型与中世纪我们的同侪所面临的并无多少差别。现在，电子化的媒质正在取代印刷术。写本文化的若干关键特点正在网络空间之中重现。没有任何中央的权威，我们在网络上撰写、编辑、并传播文本，其流动性让我们回想起手抄的写卷。电子媒质的爆炸性增长引发了焦虑（比如在互联网时代，并且在人们以既有模式来接受知识[在此处是指书籍]之时，要如何来理解醇正的“学问”呢?），这种焦虑与印刷术出现在中国之时人们所要面对的并无多少不同。与此同时，印刷书籍——特别是册子印本籍——似乎也预示了若干由电子“超媒质”所带来的根本性革命，这种电子“超媒质”就是：一个人们用来分享并传播信息的可扩展的网络，这些信息通过一个特定的媒质来储存并传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超媒质是一种写本文化与印刷文化的动态混合物，并且也放大了与此二者相联系的自由与限制。
人们用来产生并传播文字的媒质确实重要。课题1（P1）的参与者将会致力於厘清在东亚，媒质的变化将以何种特定的方式形塑东亚的宗教版图，同时也受後者形塑。此项课题主要有若干问题：科技如何影响到了新兴宗教形式的产生、成长、与传播？宗教思想与实践修行又以何种方式成为了变革的催化剂或渠道？印刷术又如何帮助文本共同体实现从地方向区域、全国、甚至国际规模的转移。在整个东亚逐渐加快的文本流通，又如何丰富了阅读实践、确定了权威，强化了身份认同，并最终推进了区域性的宗教网络？在科技与宗教认同的想像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比如书籍传播的空间网络，有着其自身想像的中心与边缘地带，那它又如何映射并影响到了神圣空间的“神圣地理学”呢？
本课题由以下5个研究小组(clusters)来支持：
1.1. 从口传心记到电子化；
1.2. 宗教与科技；
1.3. 市场与功德；
1.4. 多样化的阅读实践；
1.5. 扩张的“文本共同体”。
课题2: 藏经的形成之於解体
就其实质而言，建造大藏经（无论是道教、佛教、儒家、或者是“宗派”的行为）就是要确定界限，建立正统、并将正统与异端分开，还要对什麽是正统实践来作定义。藏经的成立不仅影响到了东亚宗教的修行方式，而且也影响了在此领域之中学术研究开展的方式。虽然对东亚宗教研究而言，藏内资料被认为是根本材料，但对之过於依赖则会产生棘手的学术偏见。而我们的研究计划则致力於对治此等偏见。因为人们会对藏经进行编辑（经常会受到多次编辑，并且通常为儒家士人所为），而原始文本也会因僧团或教派主张而作修订，这些人并不能为学者提供一种公平或中立的宗教或思想史图景。《大藏经》中只收录了一小部份曾在东亚流通的宗教文献。从敦煌藏经洞与日本古写经之中，我们知道了正统的佛教目录学家曾系统性地将面向大众主体，也即居士信徒的经典剔除在外。因此，曾被非僧侣所使用过的科仪文本与物件，就在很大程度上被藏经资料所掩盖了。并且，学者们也视若干藏经比其他藏经更具权威：我们手头上就有了很多现代的藏经，它们甚难入学人之法眼（不过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对於“信徒”，它们都一直极为重要）。
除了其“神圣”的起源，某文本的语言与文字也会决定其身份。佛教最初进入东亚之时，使用的是南亚和中亚的语言与文字，这些语言与文字就拥有自己的威望与权威，而在汉字文化圈则是文言文占有语言的统治地位。这些语言就与它们的众多地方及全国性的形式共生共存，并且影响到了宗教文献的流通与社会地位，对其影响的方式则至今还无法完全了解。
东亚佛教徒赋予宗教经典以权威的方式，当然并非只是将之当成是藏内经典、注释、或者是仪式手册。若干广为流通的经典都被伪造为译经，而其他一些则被归到了佛陀的名下。神灵附体而书写的文字在中国特别流行；这些具有神圣权威的经典被认为是出自神灵之手（或口）。从12世纪开始，这种实践就产生了数以万计的经典。当我们仔细检视目录学家将经典搜集到一起的复杂过程——先是收入全集之中，最後又集成规模浩大、为人所赞助的藏经——我们就可以发现藏内与疑伪经目录为什麽需要重新审定，因为除了最初的作者们，还有无数的个体——读者、抄手、目录学家、译师、编辑者——都参与到了我们今天所研究的这些典籍的创作之中。年深月久，也就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写本（无论人们认为它是多麽神圣）会完全没有改变。与之相反，正如参与本课题的研究者将会显示的那样，现在所看到的材料是被读者所影响的文本的不同层面相互妥协的结果，而这些读者则来自贯穿整个东亚地区各种别具特色却又相互联结的网络。各色人等都参与到了对宗教实践与信仰进行定义，其定义的方式则要与藏经的早期作者及编纂者所预设的传统的愿景大相径庭。通过一系列对以不同方式保存的重要流行经典样本作文献学批评研究，此一课题想要了解藏经的形成过程，它为什麽会垂青於若干经典（语言或文字），而又想隐匿另外一些。我们将会研究，藏经的形成过程是如何最终发展到摧毁了藏经权威地位这一想法本身，这样也就逐渐导致藏经失去了其若干文化价值。在今天这样一种“後藏经时代”，我们应该以多媒质的形式来明确显示藏外或非藏经资料的特殊价值，而这些媒质则是重构东亚宗教史与修行仪轨的重要方面所必须的。此一研究课题将围绕着下列五个主题展开：
2.1: 真实性与权威性；
2.2: “次要的”创作者，“主导的”地位；
2.3: 持续不断的启示；
2.4: 语言与文字的威力；
2.5: 从藏经时代到“後藏经时代”。
课题 3：文本之於图像
除了分析文本的材料，我们的研究计划还将探究各种图像资料的创作、接受、与流通，并且将探索它们与文本材料之间的复杂关系。有若干艺术品很难被明确地归类为文本或者是图像资料。比如，研究佛教摩崖石经会发现，这些摩崖经典在若干处似乎就与石刻图像的功能类似，这就显示在文本与图像之间的界限有多麽模糊。在很多情况之下，书籍与图像是在二者相互依存的环境之中创造了出来，这样就往往难以找到一个明白无误的界限，来判定文本终於斯，而图像（或诸多图像，特别是在仪轨空间之中）始於斯。当学者偏好藏内宗教文献，就可能错误地认为文字材料才是根本，而图像则是派生的、边缘的。因此，一般的典型就是学者们把对宗教图像的研究，当成是对著名（通常为藏内文献，即所谓重要）文本材料的例证。然而，最近所发现的一些写卷则提高了一种相反的可能性：正是因为需要对艺术或者是仪式性图像（如曼荼罗）提供一种经典资料来源，所以催生了特定文本的撰写。为什麽执着於藏内材料会导致对东亚宗教文献和实践的错误诠释，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前现代时期的大多数情况之中，文本的功能需要通过图像来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信徒常识字无多，并且他们是在与图像而非文本来打交道。图像会产生多维度的的神圣空间；在此空间之内，文本与图像交互作用於观众/听众，使之同时“阅读” 二者。在东亚佛教与道教之中，藏内文献对被大众所广为接受的注疏传统至关重要。有虑及此，本课题想要用图像来重新诠释注疏的实践，藉以显示一些标准式的例子，即文本如果不用图像就会有意思不清——或讲不通——之时与之处。我们会特别注意最近发现的图像与文本（甚至包括藏经）的刻石，这正是因为这些由真实人物发起的供养行为，显示了人们是如何以超越艺术与文本固有藩篱的方式来利用文本及图像的。尽管人们常说东亚的文化是以书本为中心的，但是图像作为一种媒质，它与任何文本一样可以深刻地传递意思与信息。本课题会特别注意那些文本与图像可相互交换的例证，比如用通常不易辨识的文字来刻写的陀罗尼，这些陀罗尼的使用者为道教、佛教、与日本神道教的普通僧、俗。
课题 3（P3）的参与者将会重点关注这些实际问题，并详细研究横跨文本与图像这两个领域的材料。研究内容包括对前现代时期东亚民众来说似乎是非常独特的符号与图标的神圣文字，诸如道教的符箓与广泛使用于密教中的各种梵语字门。此外还包括隐藏有文本、图像、与舍利遗物的宗教塑像。对佛教摩崖石经与图像题记我们也会特别留心，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接触与供养的交汇点，而这一点又超越了社会、经济、与种族界限，并且也超越了当学者们太过执着於旧有的、印刷成书的藏经之时所虚构出来的诸宗教传统间的界限。经文与图像被刻进石头，还有那些只有图像与文本相互参照方能都被理解的地方；被铭刻在这些地方的经文与图像迫使学者们重新审订那些佛教目录学家（以及编纂者）极力想要维护的纪年与时间表，他们正是通过这些来实现其宗派、政治、或僧团制度上的要求。
本课题由以下5个研究小组(clusters)所支持：
3.1. 敦煌变画;
3.2. 图像与文本交互观照下的历史真实;
3.3. 雕像中的文本;
3.4. 图像与文本关系的种类 (摩崖/洞窟);
3.5. 东亚宗教写本与刊本中图像与文本的关系以及作为图像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