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Zen Became Chan – Conference Report by Wang Jie (Chinese)
Click here to return to the main conference page. Click here to return to Reports page. “禅流河东复河西：禅宗跨地域与跨文化传播的跨学科考察”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2022年10月13日 自20世纪初以来，英语及其他欧洲语种的学术和大众出版物更多地关注日本禅（Zen）而不是中国禅(Chan or Ch’an)、韩国禅（Seon or Sŏn）或者越南禅（Thiền），这一举动微妙地将日本抬升到了东亚佛教传统的最突出位置。但是，禅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各地的寺院所使用的基础文献、规章制度与日常仪式主要起源于中国。“禅流河东复河西：禅宗跨地域与跨文化传播的跨学科考察”国际学术研讨会，力图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哲学、政治学与社会经济分析等多学科视角下，思考和探索东亚、东南亚不同禅宗传统的跨地域与跨文化传播问题。 作为成功举办经年的旭日暑期佛学精英班（https://glorisunglobalnetwork.org/intensive-program/）在本年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研讨会得到了香港旭日慈善基金会的资助，通过主办方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拔地入云”项目（www.frogbear.org）与旭日佛教研究网络 （https://glorisunglobalnetwork.org）@耶鲁大学的共同协作，于2022年7月29日至31日在线上举行。会议汇集了来自中国、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等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的46位专家学者。会议伊始，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金华教授与耶鲁大学的葛利尹（Eric Greene）教授分别向与会人员致欢迎辞。整场学术研讨会分十个部会、围绕十个主题展开。 部会一：禅学修正：大图景与小个案 第一部会旨在通过大的历史叙事与小的个案研究，对现行禅学研究方法与观点进行修正。来自美国莎拉劳伦斯学院的格里弗斯·福克(T. Griffith Foulk)首先介绍了其新书《禅的历史》（Histories of Chan/Zen）的序言部分。福克教授指出，此书的目的不是简单地修改或纠正现代学术的某些方面，而是试图对禅宗研究的现状进行彻底地反思与重组。基于以上目标，福克主张以“词汇史”的方法来理解“禅”，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禅宗”，重新评估禅宗的历史与特征。 与福克一样，独立学人寇爱伦(Alan Cole)也主张转变现有的禅宗研究范式。他批判了以“家谱模式”来解释禅宗起源和发展的传统认知，提出应把禅宗视为一种公共关系，但没有进一步指出，这些公共关系“是禅宗作者在7世纪晚期和8世纪早期试图建立的新的、特别吸引人的佛教领导形式，他们把新型的禅宗大师描绘成朴素而质朴的道教圣人，甚至声称这些看起来像道教的禅宗大师等同于印度佛陀”。 日本东洋大学的伊吹敦教授在详细比对神会著作与北宗著作的基础上，指出神会的观点与其所批判的北宗并无明显不同，他对北宗的大部分批判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而那些所谓的“新思想”，则是神会有意迎合国家权力和融合传统佛教的产物。在伊吹教授看来，与其将神会视为一个思想创新者，不如说他是一个熟练的宣传家。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严世伟通过细致分析八世纪中叶四川动乱后无住禅师的真实境遇，指出无住及其所谓的保唐宗并没有得到四川统治者的坚定支持，这意味着保唐宗的历史重要性可能被过分强调与解读了。 来自美国帝宝大学的助理教授丁一对比了《大乘顿悟正理决》与藏文资料中的摩诃衍形象，揭示了摩诃衍这一人物如何从《大乘顿悟正理决》中一名普通的禅师，演变为《拔协》及其它藏文史学文本中的异教徒与反面人物。 部会二：从中华禅到日本禅：禅在日本的展开及其研究特色 第二部会的关注点聚焦在日本禅宗的展开与研究上。同时供职于日本京都大学和郡山女子大学的何燕生教授，发表了《作为中国学的禅研究——京都大学的中国禅宗史研究管窥》一文，系统梳理了曾经就职于京都帝国大学的松本文三郎、入矢义高与柳田圣山三位著名学者，在中国禅宗研究领域的特点、成就与贡献。 东京大学助教一色大悟则以“大乘非佛说”这一论点为轴心，分析了大正时期东京帝国大学的两位佛教学者——木村泰贤和宇井伯寿的圣典解释理论。 京都大学的出口康夫教授以《大乘起信论》为传统核心文本，以现代分析哲学为工具，考察了道元禅师对如来藏学说之关键范畴“佛性”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道元对自我与世界的观念。 驹泽大学的小川隆教授借助铃木大拙的构思，尤其是其“即非”逻辑范式，从“本来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唐宋禅宗思想进行类型化，并思考它们是如何被日本禅所接受的。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准教授柳幹康试图通过对白隐慧鹤（1686-1769）著作的精细解读，来把握其实践体系的整体结构。文章指出，白隐禅师的实践体系要求先在多种实践中专心于一种以见性，而后进入“悟后修行”，通过不断的公案参研达到“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境地。这一实践体系框架，与白隐一生三次大悟的修行体验有关。 日本瓜生山学园的重田みち讲师，以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久松真一的《禅与美术》两部作品为中心，就两位学者关于禅与文化的关系言论进行考察。研究指出，二书属于随笔性质，体现了思想家的个人世界观，不能算作严肃的学术著作。 Continue reading
